瞿宛文的部落格中國經改模式
中国民生与稳定的政治难题 FT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03?full=y 2015年02月12日 刘明兴、陶然：中国的民生政策设计和基层治理改革已陷困局。集权化政策破坏了基层的权威结构，基层治理陷入“越保民生群众越不满；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 当时推进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要通过降低农民负担去缓和农村的干群关系。出于跳出“黄宗羲定律”的目标，税费改革及随后的一系列措施，都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基层政府向群众收取各种非正式税收，希望达到一个“釜底抽薪”的效果。而为弥补税改后基层财力的不足，中央也开始大幅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教育、医疗、社保、三农等民生支出逐年增加。 但恰恰在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启动的同时， 2003年至2005年间中国农村却出现了一个“信访洪峰”，并给中央和省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中央被迫于2005年修改了《信访条例》，开始采取行政高压的手段来应对信访压力。但这种行政高压式的维稳体制又滋生了如截访、黑监狱等严重的问题，虽然也抑制了进京上访的高涨，但却导致群体性、对抗性的事件在农村基层迅速蔓延。近年来，基层社会冲突发生的频率、范围及烈度都已超过了税费改革之后的那段时期。从社会维稳角度看，财政、行政集权式的税费改革没有达到原有政策的目标，甚至可以说事与愿违。 我们对于农村基层干群冲突的研究发现，尽管1990年代末期农村普遍存在拖欠、抵制税费现象，但农民负担本身并非农民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且负担水平也与农村干群冲突方式及激烈程度没有必然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汲取强度与社会不稳定也非线性的关系，即使是征地拆迁这样的高强度汲取，也不是导致基层社会冲突的充分条件。…
走出“活亂循環”經濟周期 FT
——有效改革的方法論之三 2015/2/4,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0477?full=y 北京大學教育財政研究所教授 劉明興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陶然 劉明興、陶然：如果中國經濟轉型成功依賴於體制內外基本穩定下的有效去杠桿，就應在向地方提出目標後充分放權，而不是以集權化方式事無巨細地“清單式”干預。 追本溯源，本輪中國經濟的過度杠桿化，和中央土地指標管理的集權化以及城市建設用地的壟斷化的關系非常密切。解鈴還須系鈴人，要實現有效去杠桿，土地管理體制的分權化與去壟斷化是一個關鍵突破口。 若能在土地和財政領域推動分權導向的“雙軌制”改革，通過向地方政府與市場的分權，可以增加去杠桿過程中經濟的彈性。同時必須指出，目前很多論者提出的通過“乾部考核體制改革”和“行政審批權清單”改革來扭轉地方政府過度建設的傾向，基本上不會起到任何作用，甚至還可能起到反作用。
中國首位MBA畢業生 FT
2015/2/2, 英國《金融時報》 加布里爾•維爾道 報道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0435 …中國政府選擇了9所大學率先開展國內MBA教育。1991年是中國國內MBA教育的元年，這9所大學中有3所是位於北京的一流高校，它們分別是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中國人民大學(Renmin University)以及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 清華大學被稱為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當時以工科著稱。中國後來的央行行長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當時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的首任院長。2000年代早期，在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的領導下，朱鎔基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設計師。… 中國培養出自己的第一個MBA學生才過了20年，如今全國已有236所商學院，每年的MBA畢業生差不多有3萬人。 以國際標準來衡量，這一增長是巨大的，中國現在的MBA學校數量是英國的將近3倍。但相對中國管理乾部的規模而言，其MBA數量又是非常小的。…. 中國與歐美的MBA教育還存在一個顯著不同：中國的大多數MBA學生都是邊工作邊學習的。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MBA項目本學年招生437人，其中只有98人是全日制學生。據周林教授介紹，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的550名MBA學生里有80人為全日制學生。“MBA學生要是決定了想讀全日制項目，他們會出國去讀。”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經悖論 FT
2015/1/29,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0351?full=y 北京大學教育財政研究所教授 劉明興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陶然 中國的經濟改革一直糾結於穩增長和去杠桿、調結構，那麽當前宏觀調控的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為何經濟的杠桿率不斷增加，而需要推動的結構調整卻進展甚微？本文希望從當前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來對做出解釋，並提出本輪要有效去杠桿和調結構所需滿足的一系列政治條件。 “不刺激、去杠桿、調結構”的理念與現實 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理念曾經被總結為“不刺激、去杠桿、調結構”，希望通過與“去杠桿”相配合的“調結構”的“活亂循環”。 但現實的情況，卻是一旦經濟開始出現了下行苗頭，央行就會在各方的壓力之下選擇一次次放水，各部委也開始加速項目審批。多次“微刺激”累積成“中刺激”、“大刺激”，“去杠桿”反而變成了“加杠桿”，“調結構”所需的關鍵領域改革卻難以實現有效的突破。 可以不誇張地說，從過去兩年中國的宏觀政策與改革實際進展來看，既有體制運行的邏輯要遠遠壓過正確施政理念的邏輯，而原有利益格局的慣性更是遠遠強於政府去杠桿、調結構的力度。….
陈平：中国调结构，到底怎么调——与吴敬琏、林毅夫商榷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 2006，2014）。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 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 2012）。…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 http://www.guancha.cn/chen-ping/2015_01_23_307227_s.shtml 经济学家们对当下调结构的方向仍争议不少。作者提出了调结构的三条道路，并对一些主流观点发表不同看法。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城市化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障碍，主张高消费，发展服务业降低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