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回航”事件引发的舆论对财阀不当行为的质疑，令韩国政府对财阀态度日益强硬」
2015/2/2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765
韩国法庭本月对大韩航空(Korean Air)社长之女作出的有期徒刑判决，反映出韩国法庭对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王朝态度日益强硬。此前，该女士曾因乘务人员提供澳洲坚果的服务方式在飞机上大发雷霆。
「在基因组领域，中国具备很多优势。投资者表示，DNA测序更多在于电脑计算能力和数据挖掘，而不是实验室突破。鉴于中国拥有13.5亿人口，中国的潜在数据库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一家公司拥有的数据库越大，其竞争优势也就越大，信息收集和分析的成本也更低。另外，华大基因拥有大约2000名博士学位员工，大概是中国企业中最多的，而将这么多人才聚集到一起，华大基因需要付出的薪资只是美国企业的几分之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746?full=y
2015/2/26
长期以来，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企业一直被视为抄袭者，但华大基因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可能会很快改变这种形象。华大基因代表着中国新型科技公司，它力图在基础研究和商业行为之间取得平衡，…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03?full=y
2015年02月12日
刘明兴、陶然：中国的民生政策设计和基层治理改革已陷困局。集权化政策破坏了基层的权威结构，基层治理陷入“越保民生群众越不满；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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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推进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要通过降低农民负担去缓和农村的干群关系。出于跳出“黄宗羲定律”的目标，税费改革及随后的一系列措施，都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基层政府向群众收取各种非正式税收，希望达到一个“釜底抽薪”的效果。而为弥补税改后基层财力的不足，中央也开始大幅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教育、医疗、社保、三农等民生支出逐年增加。
但恰恰在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启动的同时， 2003年至2005年间中国农村却出现了一个“信访洪峰”，并给中央和省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中央被迫于2005年修改了《信访条例》，开始采取行政高压的手段来应对信访压力。但这种行政高压式的维稳体制又滋生了如截访、黑监狱等严重的问题，虽然也抑制了进京上访的高涨，但却导致群体性、对抗性的事件在农村基层迅速蔓延。近年来，基层社会冲突发生的频率、范围及烈度都已超过了税费改革之后的那段时期。从社会维稳角度看，财政、行政集权式的税费改革没有达到原有政策的目标，甚至可以说事与愿违。
我们对于农村基层干群冲突的研究发现，尽管1990年代末期农村普遍存在拖欠、抵制税费现象，但农民负担本身并非农民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且负担水平也与农村干群冲突方式及激烈程度没有必然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汲取强度与社会不稳定也非线性的关系，即使是征地拆迁这样的高强度汲取，也不是导致基层社会冲突的充分条件。…
任正非：致新员工——祖国在一切地方，在华为应该更深切
http://www.guancha.cn/RenZhengFei/2015_02_09_308957.shtml
2015-02-09
【喜欢讲课的华为老总任正非，最近新修订了华为圣经《致新员工书》，字里行间，除了“求助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不怕做小角色”，“要承受得起做好事仍受委屈”这样对华为文化的阐释，还有一股由衷的民族自豪感、责任感贯穿始终。文章写到，“只有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才能进行艰苦的搏击，而无怨无悔。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或许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这位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中国企业家走到今天。 这篇《致新员工书》最早发表于1994年12月25日第11期《华为人》，多年来任正非亲自修订了数次，这是2015年任正非再次对此文做出的最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