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中國經改─地方、城鄉
学人访谈丨彭凯翔等：经济学家如何思考经济史研究——彭凯翔教授访谈录
区域史研究 2024-03-03 21:42 广东https://mp.weixin.qq.com/s/VFMmOquSx0I-2rraNYtrRw 《区域史研究》总第9辑访谈说明彭凯翔，1978年生于江西宁都，本科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硕士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专业，曾任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是年轻一代中国经济史学人中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他曾出版《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等著作，在《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中文期刊和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等外文期刊发表一批论文，并且是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两个章节的作者。 得益于彭老师来中山大学举办座谈的契机，我们和彭老师进行了当面访谈。这次访谈的主题是经济史。访谈人为黄国信（简称“黄”）、李晓龙（简称“李”）、任建敏（简称“任”）、胡剑波（简称“胡”）和曾宇彬（简称“曾”），录音稿由胡剑波和曾宇彬整理，由彭凯翔教授审校。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效应、方向和路径
蔡昉 学习俱乐部 2023-12-19 09:39 发表于北京https://mp.weixin.qq.com/s/x1SsV3sPFfMeAI2FX9aXeg《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 本文着眼于从供需两侧揭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创造的巨大收益，同时警示改革的延迟可能导致不利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逆刘易斯过程”，以及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逆库兹涅茨过程”。在做出中国社会流动性趋于减弱的判断之后，本文阐释了户籍制度改革如何有效促进社会流动，进而提高人口的生育意愿。
刘守英等｜对近期农地改革的一个案例研究
CPEER 2021/5/5 以下文章来源于村庄与城市 ，作者村庄与城市 https://mp.weixin.qq.com/s/ODKId2fSEV8EaF0kztMpkA 在中国的不同类型地区，已经出现地方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改革集体地权结构和农业经营体制、提高农业绩效的努力。本文分析的上海松江区，就是政府利用农地的集体共有属性进行制度供给，通过集体内部的权利再安排与合约再议定，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以此促进农业转型和农业绩效提高的典型案例。松江创设的家庭农场，其经营权主体不同于市场化流转形成的家庭农场，它们仍然属于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其农地资源的利用资格、农业规模经营策略和接受的社会化服务均与“集体”密切相关，但是，这个“集体”又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集体特征，集体不再强制行使主体权力，而是利用乡村制度和合约在集体边界内行动，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集体村社[2]型家庭农场”制度。本文从合约视角分析特定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农民集体组织及农户合约背后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一合约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一案例也提供了农地“三权分置”与合约结构重构的可能选择。
封面 | 乡村如何振兴
原创 财经区域前沿观察 区域前沿观察 2021/3/22 文/《财经》记者 张明丽 孙颖妮 编辑/王延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DIyMTkxNw==&mid=2247484081&idx=1&sn=96e6325f3d27591bd3cea60eeb5c1536&chksm=e984c683def34f9592761cbc789c8dd61aed174d01cc65e54d3f960661a180d92ca324d3e4ca&mpshare=1&scene=1&srcid=0322jdS2CaKOwdfMEyjjBxEl&sharer_sharetime=1616476070988&sharer_shareid=e23823d28af965bb971fe12a9fbd24fd&exportkey=ApalPff3dgdz0JnMZwnmdCA%3D&pass_ticket=hwQd0mTaRNggaiSuzitT9lC5I%2F%2BTY9PUO9zZUxWfh0qSLaEHnFwnczCZSx88siYT&wx_header=0#rd 城市的发展不能建立在乡村凋敝的基础上，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和支持，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为此关键就是要破除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机制障碍
延伸阅读 | 刘守英：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刘玉海 李佩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Q0MDUwNg==&mid=2247507807&idx=2&sn=b0b0064141999637ccf30a973eca19db&chksm=e8f4cd0adf83441ce1a57a1b69e4052069684e46f8f7e07aba8843527e8994d91ef134a047f2&mpshare=1&scene=1&srcid=0323BPA5Wq595KSXu50NGfqt&sharer_sharetime=1616470279640&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gDp9rMIecDDkeOql1jPjdk%3D&pass_ticket=hwQd0mTaRNggaiSuzitT9lC5I%2F%2BTY9PUO9zZUxWfh0qSLaEHnFwnczCZSx88siYT&wx_header=0#rd/ 刘守英教授从他最近的这次回村见闻讲起：他看到了乡村今非昔比的巨变，也看到了日渐富裕的乡村外表掩盖之下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农民辛苦多年形成的资本积累几乎都变成了闲置在农村的住房、大量耕地被占用、奋斗在城市的农民归属不定⋯⋯而这一切问题，源于中国上一轮以农民最后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 在他看来，从“70后”这一代开始，改革这种以农民工最终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他说，“如果症结没找到、没有路径，还每天催官员搞乡村振兴，就难免变成下指标、乱作为；如果乡村振兴弄成赶人上楼、再把地腾出来给城市做建设用地指标，那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