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EER 2021/5/5
以下文章来源于村庄与城市 ，作者村庄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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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不同类型地区，已经出现地方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改革集体地权结构和农业经营体制、提高农业绩效的努力。本文分析的上海松江区，就是政府利用农地的集体共有属性进行制度供给，通过集体内部的权利再安排与合约再议定，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以此促进农业转型和农业绩效提高的典型案例。松江创设的家庭农场，其经营权主体不同于市场化流转形成的家庭农场，它们仍然属于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其农地资源的利用资格、农业规模经营策略和接受的社会化服务均与“集体”密切相关，但是，这个“集体”又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集体特征，集体不再强制行使主体权力，而是利用乡村制度和合约在集体边界内行动，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集体村社[2]型家庭农场”制度。本文从合约视角分析特定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农民集体组织及农户合约背后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一合约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一案例也提供了农地“三权分置”与合约结构重构的可能选择。
原创 财经区域前沿观察 区域前沿观察 2021/3/22
文/《财经》记者 张明丽 孙颖妮 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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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不能建立在乡村凋敝的基础上，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和支持，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为此关键就是要破除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机制障碍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刘玉海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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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教授从他最近的这次回村见闻讲起：他看到了乡村今非昔比的巨变，也看到了日渐富裕的乡村外表掩盖之下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农民辛苦多年形成的资本积累几乎都变成了闲置在农村的住房、大量耕地被占用、奋斗在城市的农民归属不定⋯⋯而这一切问题，源于中国上一轮以农民最后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
在他看来，从“70后”这一代开始，改革这种以农民工最终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他说，“如果症结没找到、没有路径，还每天催官员搞乡村振兴，就难免变成下指标、乱作为；如果乡村振兴弄成赶人上楼、再把地腾出来给城市做建设用地指标，那没有意义的。”
任泽平 泽平宏观 2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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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80年代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合并而成。早年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并连续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公认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机构。
融易服务 2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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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No.2）正式出版。《报告》对60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四个维度对60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融合情况进行了评估。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融合得分最高，为76.74；主要是近年来国家义务教育阶段“两为主”方针的确定（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以及对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的重视，基本上解决了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问题以及在城市基本卫生健康公共服务获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