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December, 2016
曹德旺跑了，波音来了，深度剖析中国制造业第四波浪潮
2016-12-23 君临团队 格上私募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E1MDEwNQ==&mid=2670935350&idx=1&sn=ec99028ce4e2be0decf0a2551ea17615&chksm=851bcdc0b26c44d68f71567fd0d913b56c9197525eaeef6c96e9db1d39925b1ed87b2308d10b&mpshare=1&scene=5&srcid=1223esbtEKsVxV5YnLXg0AHa#rd
竞争性的中国地方产业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四维竞争机制
原创 2016-12-22 李晓鹏 鹏友圈198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0ODgyNg==&mid=2651307121&idx=1&sn=da2af5a52c854c923ded1dee0f27ec7f&chksm=bd60c5a48a174cb246c4d237b33d359a3318ad8a92d1950cd47dbf68f1c33135128fcd69859b&mpshare=1&scene=5&srcid=1222t9CLri6dh2GlGynoHLP8#rd 中国产业政策的竞争机制主要来自于中国独特“职业政治家制度”。中国的政府官员，都是职业化的。高级官员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晋升上来，终生在政府系统内工作。 但西方国家不一样，它的公务员和政府官员是两个系统。政府的普通公务员是职业的，但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官员不是职业的。像美国的总统和州长、市长等等，是定期选举出来的。最近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就完全没有政府工作经验；2004年当选美国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也是一样。这些人选举上台以后，又会任命一大批政府部门一把手，被任命的官员大部分也不是以做官为职业的。 职业化的政治家制度，让中国的地方官员，具备了三个组织好地方竞争的条件…… 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是三个维度的竞争，也就是资本、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资本市场的竞争、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三大竞争维度。 而中国的市场竞争，在这三个维度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这种空间竞争，主要就是通过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实现的。地方政府之间比拼的是谁能提供最好的基础设施，提供包括融资协助、劳动力培训和技术研发支持等与产业相关的公共服务，比拼的是谁更能有效的促进产业聚集和打造符合本地优势的产业链条。 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也会提供一些诸如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他们的地方官员都是本地居民选举产生，进行跨区域的竞争动力不足；地方政府能够调动的经济资源也非常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竞争，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竞争维度。
崔之元：中西方经济“新常态”的比较与互动
2016-12-16 崔之元 实验主义治理 第150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E0MjQ1Nw==&mid=2650321907&idx=1&sn=03a88ba95388dfd47045cbc55c81fbb9&chksm=beb614a589c19db3fdfe08d6c6295cc1ec8911ab612f648b0ba00534ddfbeb1a8eb223ae9823&mpshare=1&scene=5&srcid=12161nrrOYwUA4keZH5eOuSW#rd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益深度地参与“全球化”，不仅中国经济运行本身，而且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也“国际化”了。比如，大家现在常用的“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术语，本身是来自于翻译，但其在中国政策实践的内涵则在不断的变化演进之中。
外商独资生产新能源车电池将获放行，政府终于放弃“市场换技术”设想
Yang Jian | 2016/12/16 http://www.autonewschina.com/cn/article.asp?id=15584 上海 – 15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有两大目标，一是吸引外资，二是为本土公司创造几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即市场换技术。 中国的汽车工业吸引了巨量的外资，但获得与国外汽车巨头成立合资企业机会的国有车企未能学到跟随外资而来的先进技术。现在，中国政府准备放弃这一做法。 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允许外商在中国独资生产用于新能源车汽车的动力电池，不再要求它们与中国本土企业合资。
长江学者甘犁：悲哉，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没有国际发言权
2016-12-12 甘犁 经济学家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U4NTUzMg==&mid=2657269081&idx=1&sn=6a227570eb81476144a42cbf50e5b731&chksm=8b2b00cabc5c89dc7d567b8555ab0fa614b8438c72b0ebe56b73dee7d14337b0fd5a6a3cdbc7&mpshare=1&scene=5&srcid=1213ds0Hbu8bb6bdA8reI4sn#rd 这里有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不具备国际发言权，我们这么大规模的海归引进，可能有20万经济管理的学者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多数以中国的数据检验西方的理论。 第三，中国特有的问题还没有成为既有研究，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问题，这个只占到总数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