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國際經濟情勢
“亚洲”作为新的世界历史问题——汪晖再谈“亚洲作为方法”
Original: 汪晖、杨北辰 电影艺术杂志 2019/7/1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QyMTEyMg==&mid=2649158204&idx=1&sn=122f71f827aa6a9b627fff2e3de31c64&chksm=83293491b45ebd87f49f2f6d2e8e4771e1aeaaacf6de7bab003ac7d24d00f4946e7c575f1d31&mpshare=1&scene=1&srcid=0715a9DgRmyxXfZok3mXqSDC&pass_ticket=wPAD7ZKeN2%2FrzFZYTBRGqNH9rdkRSSNPqiGzH5ne4rt0y77dAQuuyEE%2FKKVRejcO#rd 摘 要：“亚洲”概念在思想史研究中曾历经数次重构的过程，这种重构本身是对于亚洲主体性的不断发明，而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案例。在这篇访谈中，汪晖教授回顾了亚洲概念的历史沿革与其中的论争，从“主体形成”的角度阐释了“方法”的意义，同时以中国革命的脉络为参照，对于历史中“方法”与主体间关联的复杂与差异化的情形进行了解读，并以电影为例，谈及“方法”在文艺实践中的在场与缺席。
阿西莫格鲁：错误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未来的劳动力需求 | 比较
Original: 比较 比较 2019/7/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QxNjQ2Nw==&mid=2650699985&idx=1&sn=662f63b719d0f9265eb1f83fe8602886&chksm=8854e5adbf236cbbf074401402eb565cbc93bbaef6e5c988e3ea476b7b7d475c2d74b639833f&mpshare=1&scene=1&srcid=0715A2NpocsZzePmZjq6qLtM&pass_ticket=pdwmP8Vn32jsxpRizHNpjYdFb362wj1CXGrjPb5FUt8D1GqQanjZariuwxh3blY3#rd 现在很多人担心AI会带来安全风险及其他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些后果通常体现在非经济领域），但我们认为现在有初步的迹象表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AI技术正在大行其道，并为未来的技术发展奠定基础。AI技术发展潜力巨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审慎思考它们带来的影响，仔细斟酌如何最好地发展这一充满前景的技术平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财新网链接：http://bijiao.caixin.com/2019-06-19/101428859.html 本文原载《比较》第102辑。
张维迎：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本文来源：北大国发院官网 2018/10/23 http://huazaikai730.blogspot.com/2018/10/4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qsu-XxSfmxupF-0JUkWqQQ 北大教授张维迎：一味强调中国模式，对内自毁前程，对外导致对抗…
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
历史研究 历史中国 2019//7/1 作者：李怀印，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2NTE1NDkwMA==&mid=2247484065&idx=1&sn=afe0b4e8956551b296ac83f476781f8a&chksm=ce5f209af928a98cac0342813fa82e9642a83646c461b9c7b1f916b985fea38c2dfc262d30b7&mpshare=1&scene=1&srcid=0625xs1hrX7nReHKCsWaLxSO&pass_ticket=5v%2BEBnfrgvJNetqDsegULwJmyJmX1Jmq2dreGX2%2BrOHH7i%2Bx0Es6uw87TgPHVfVg#rd 摘要：不同于以往围绕所谓“新清史”展开的争论中各方均把注意力聚集在清朝的规章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满人精英的观念、习俗方面，这里另从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两个侧面，重新审视清朝国家的形成路径及其性质。清朝疆域的整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是为开国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边陲用兵过程，受到清廷独特的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的驱动与制约。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
纪要 |【未名学者讲座46】章永乐：“维也纳体系最后的‘大国协调’与清朝-民国连续性的创制”
杨博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9/5/2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Q0MDUwNg==&mid=2247492897&idx=1&sn=52eea8dc8853ea1de5771930f504d8d1&chksm=e8f4f774df837e6246a48ca9a876be0a765aaca61cd2a9ec8de38a0e6cde4101cf72eaf79d2f&mpshare=1&scene=1&srcid=&pass_ticket=5v%2BEBnfrgvJNetqDsegULwJmyJmX1Jmq2dreGX2%2BrOHH7i%2Bx0Es6uw87TgPHVfVg#rd 讲座第一部分，章永乐首先讲述了其问题缘起。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以来，学界围绕清朝-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主权状态、民国政权的正统性、政治建设的目标与手段三个层面展开了一系列新的讨论。章永乐认为，在讨论后两个层面时，一些论述中存在“妥协-限权政府-自由与繁荣”的联想链条，可能存在“历史意义的超载”，而要反思这一联想链条，就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塑造辛亥革命路径的国际体系。晚近的一些研究触及了列强在辛亥革命中所谓的“中立”问题，但对列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关论述仍有进一步系统化的余地。而传统革命史叙事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出发，对于列强在华的经济金融组织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已有不少探讨，未充分展开的问题是：为何列强在欧洲局势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还能在中国形成外交政策协调的局面？ 欧洲的对立牵制了欧洲列强极大的外交与军事资源，其对华政策呈现出求稳的基调，因此在金融与军事上保持“中立”外表，实质上推动较为注重保护列强在华利益的实力派袁世凯掌握实权。1911至1912年的“大妥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催熟”的：一方面在政权过渡上创制了一定的连续性，使得不少恐惧共和主义的地方与边疆势力接受民国统治，对于国家保持完整有一定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被“催熟”的“大妥协”，在共和建设的思路上，共识非常稀薄，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也使得国内两个阵营之间的资源差距日益扩大，为后面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