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
历史研究 历史中国 2019//7/1
作者：李怀印，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摘要：不同于以往围绕所谓“新清史”展开的争论中各方均把注意力聚集在清朝的规章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满人精英的观念、习俗方面，这里另从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两个侧面，重新审视清朝国家的形成路径及其性质。清朝疆域的整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是为开国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边陲用兵过程，受到清廷独特的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的驱动与制约。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
。。。在东西方国家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不亚于上述地缘政治因素。蒂利就此对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路径，区分了三种不同模式：其一是“强制密集型”。这些国家以农业为主，其财源依赖人头税和土地税。统治者为了发动战争及其他活动，建立了庞大的征税机器，并让地方精英在其中握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其二是“资本密集型”，这些国家工商业发达，财源主要来自关税、消费税以及信贷，但中央权力也因此受到限制和分割。在这两种理想类型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模式，即“资本化强制”，土地和商业贸易在国家的收入结构中同样重要，由此产生双重国家结构，主导政权的土地精英与金融家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显然，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资本化强制”路径，都不能用来解释18世纪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与英格兰所采取的资本化强制路径相比，这种差异显而易见。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在1700年是英格兰的7.7倍，在1820年是其6.3倍，但是中国的工商业产值仅占经济总量的30%，而英格兰的工商业在1700年和17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分别贡献了45%和55%。再对中英两国工商业在各自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行比较，这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1700年，工业和贸易税额仅占清政府总收入的17%，到了1800年，也仅占30%。而在英格兰，两种税额在1700年和1789年，分别占66%和82%的份额。
相比之下，19世纪晚期之前，田赋始终是清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盐商捐输构成战时及其他紧急情况下政府额外支出的重要补充，但清朝统治者一直相信，既不需要增加工业和贸易税，也不需要为了战争或赈灾而向富商举债，只需要依靠国库的现金储备，即可应对大部分额外支出。因此，中国商人并没有任何机会可以与官府讨价还价，以谋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