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纪要 |【未名学者讲座46】章永乐：“维也纳体系最后的‘大国协调’与清朝-民国连续性的创制”
杨博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9/5/26
讲座第一部分，章永乐首先讲述了其问题缘起。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以来，学界围绕清朝-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主权状态、民国政权的正统性、政治建设的目标与手段三个层面展开了一系列新的讨论。章永乐认为，在讨论后两个层面时，一些论述中存在“妥协-限权政府-自由与繁荣”的联想链条，可能存在“历史意义的超载”，而要反思这一联想链条，就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塑造辛亥革命路径的国际体系。晚近的一些研究触及了列强在辛亥革命中所谓的“中立”问题，但对列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关论述仍有进一步系统化的余地。而传统革命史叙事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出发，对于列强在华的经济金融组织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已有不少探讨，未充分展开的问题是：为何列强在欧洲局势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还能在中国形成外交政策协调的局面？
欧洲的对立牵制了欧洲列强极大的外交与军事资源，其对华政策呈现出求稳的基调，因此在金融与军事上保持“中立”外表，实质上推动较为注重保护列强在华利益的实力派袁世凯掌握实权。1911至1912年的“大妥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催熟”的：一方面在政权过渡上创制了一定的连续性，使得不少恐惧共和主义的地方与边疆势力接受民国统治，对于国家保持完整有一定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被“催熟”的“大妥协”，在共和建设的思路上，共识非常稀薄，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也使得国内两个阵营之间的资源差距日益扩大，为后面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