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反思經濟學
Quants and the quirks
Is efficient-market theory becoming more efficient? Theory is changing traders’ behaviour. And vice versa Economist, 2017/5/26 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722669-theory-changing-traders-behaviour-and-vice-versa-efficient-market-theory?cid1=cust/ednew/n/bl/n/20170525n/owned/n/n/nwl/n/n/ap/33652/n
经济学家威廉·J·鲍莫尔去世，他所著的《成本疾病》影响深远
2017-05-16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mp.weixin.qq.com/s/VUz327_z5FOfGXLpVfghog 1965 年，鲍莫尔教授开始解释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并自然推高工资的原因：在技术的帮助下，工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锤子和咖啡杯等商品。不过他发现，这些生产力的增长并不适用于劳动密集型活动，比如音乐会演出、医生检查、大学讲座、足球比赛和机油更换。 例如他说，今天演奏一段贝多芬弦乐四重奏所需要的人数和时间与 1817 年完全相同，不过花费数年时间学习和练习、同时还需要吃饭和睡觉的音乐演奏者不可能接受与 19 世纪同行一样的报酬。虽然他们并不比前辈更加高效，但他们的工资还是会上涨。因此，同更加高效的产品相比，这些人的工作最终将会变得越来越昂贵。 鲍莫尔教授表示，这种成本病没有治疗方法。他警告说，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垃圾回收和公安巡逻等重要服务相对成本的增长，将使它们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承受。鲍莫尔教授在 1983 年表示：“这意味着未来 30 年的生活质量将会恶化，因为与生活质量有关的许多服务相对来说将会变得更加昂贵，而批量生产的物品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比较 | 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 Baumol
原创 2017-05-05 威廉·鲍莫尔 比较 http://mp.weixin.qq.com/s/BFNFsXsyra6Qe4Cph-nCpQ 美国时间2017年5月4日，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与世长辞。威廉·鲍莫尔，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荣休高级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著名“鲍莫尔病”的提出者。在企业行为理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产业结构理论、竞争政策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我们曾出版过他主编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他的专著《创新：经济增长的》《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本文原载《比较》第29辑，全文共计18068字。 本文将提出一系列不同的假说，我认为，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其实，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会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的回报结构。因此，本书的核心假说是，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或者他们的目标，正是游戏规则决定着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当然，游戏规则及其他相应环境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家群体的构成，甚至改变其规模。本章我们将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不断变化着的企业家群体的才能配置上，而不是它的规模和构成（对这一基本假说的极好的分析，参见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0]的独立推导）。 该基本命题如果能够得到证据支持的话，那么它对于增长政策的制定就有重要的含义。
渠敬东：我们整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太着急
2017-05-04 渠敬东 社科大师 http://mp.weixin.qq.com/s/b7E2dmyqPO59t3p63LSBdA 答：我说过，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在三个方面下苦功夫：一是全面培育自身对中国社会经验现实的感受力，消除学科之间的芥蒂，触类旁通，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二是必须对西方学科分化的学理根源和历史脉络加以深刻检讨，系统整理各研究领域的学术传统，明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在其中的位置；三是从大学教育入手，吸取基于现实经验感的人文教育的要素，不要只用观念来哺育人心，而是应该让人心在活跃的现实空气中成长。 但这里最关键的，还首先是“教师”的培育，若不能成为合格的学者，教育也是妄谈。总之，大学是实现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地方，不是播撒政治意见的地方。在这方面，确实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对前面两点我还可以具体讲一讲。之所以检讨西方学术的学理根源和历史脉络，原因之一是今天我们的学问设置大体采用了现代学术的设置，这其中也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实处境中所纠结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也正是西方现代的问题，所以，除了我们要检讨自己的传统外，必须也要从西学中找到问题的根源。 不过，这不能靠所谓的“国际接轨”思路来解决。我的意思是说，“接轨”应该接的是具体经验和思想传统的轨，而不单是纯粹制度的模仿和学术时髦，学习人家的制度，得考虑这些制度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具体问题。 在我看来，花大量精力去搞清楚西方早期现代政治和社会的构成形态，倒是一件更重要的工作。 回到现代的基本问题上去，考察现代社会形成期人心的形态，社会形态、国家形态、政治形态、宗教形态等等，才能发现真正奠定西方现代核心问题的那些源泉是什么，脉络是怎样的。这个对讨论今天中国的实质问题更有用处。
保罗·巴兰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2017-05-03 蔡中兴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序言 http://mp.weixin.qq.com/s/1vUfdoh2JOWkAM5lJzdgWA 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在1973年、1976年、1978年多次再版，是美国激进学派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作，是西方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传播。现在我们将这个中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