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乔尔·米格代尔：比较研究中的国家 | 政观编译
原创 政文观止 政文观止 Poliview 2020/4/27 文献来源：Migdal, J. S. (2009). Researching the State. in Lichbach, Mark Irving, and Alan S. Zuckerman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pp. 162-19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ODY0MTQ1OA==&mid=2247486871&idx=1&sn=bddd2d81c32da6a2e6d9cc8585cf206d&chksm=eca3fccadbd475dc09872f45dc66625792e9e069cffb049fddd1867e4734d9dbcd5594e5ed43&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958060958&sharer_shareid=7cb727674e6e37e86c99db3f8939684f&exportkey=Am3SCrcQHcw1qFN2rP1Sq9w%3D&pass_ticket=q7lqtYGXvmmpCm1wBca27TfgtKxpd%2F%2B%2BBOpOGyUi0%2BsyfTeFZOm%2Fy83PR8Yf8M5N#rd 国家是比较政治分析的绝妙对象，不论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是富是穷，是古老抑或新兴，关于国家性(stateness)的标准使得我们可以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同时，国家的比较也给比较政治研究者带来了诸多棘手的难题。今天世界上存在将近200个国家，国家的实然状态相差如此之大，国家之间几乎不可能基于某一标准而进行比较了。尤其是所谓瓦解国家、失败国家、犯罪化国家的出现，一些国家甚至丧失了提供安全环境或汲取税收的功能，这样的国家连国家性标准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在很多方面都削弱了国家对其民众的统治能力以及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这也让许多国家看起来缺乏国家性。本文将探讨在这一情形下，学界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国家研究的困难与希望。
大西洋杂志丨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
原创 歧路听桥 聽贰拾肆橋 2020/4/26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 （作者是美国《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著有《 Our Man: Richard Holbrooke and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和《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本文原题“Underlying Conditions”，见于《大西洋》杂志2020年6月号，提前发布的网络版题为“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在没完没了的3月间，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的公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2MTI0NTA5MA==&mid=2247484435&idx=1&sn=0808508a33d6aa3758542978e9014a2d&chksm=ce1b5fdef96cd6c8a09f50ac271512b77550f3802e1d996be9da0d9e8bb25a957ffeac6bdb8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911388214&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qqVOxuZ9xSjkxZ65KazET8%3D&pass_ticket=q7lqtYGXvmmpCm1wBca27TfgtKxpd%2F%2B%2BBOpOGyUi0%2BsyfTeFZOm%2Fy83PR8Yf8M5N#rd
NLR/Murphy: East and West
R. TAGGART MURPHY EAST AND WEST: Geocultures and the Coronavirus New Left Review, March-April 2020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22/articles/r-taggart-murphy-east-and-west-76ba12e6-a597-495b-83c6-6e56479ebc5c 東方因應疫情成績較佳，如何看待
重温｜托尼·朱特最后的演讲：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原创 托尼·朱特 东方历史评论 2020/4/1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5MzAwMQ==&mid=2654521230&idx=1&sn=48dcbe2e1b82275ad6db425abe7c244e&chksm=bd0cd1e88a7b58fec56809c342f2b91d4e76376f399af3c1a334f7ec9e89c3c4884869b7cc9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086838694&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vQT94DTBjeLrgYDcuxBXe8%3D&pass_ticket=Ls8zWl04m4pV1%2FOipAvS45Pq64dgzqFDeCjN9LOVDqtVki1S0DFUgCYVoNdPYPFX#rd 2009年10月，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纽约大学发表演讲，这是朱特第一次坐在轮椅上发表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演讲的内容令许多人感到震撼。在这场持续近两个小时的演讲里，朱特谈到了自己长期关注的几个主题：知识分子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于过去的20世纪，美国人和欧洲人既不理解，也没有能从中吸取教训。演讲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历史学家理查德·沃林称，这是他见过的最令人感动的场面之一。 朱特在演讲中提醒人们，“只考虑利润和亏损，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的天然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从不缺乏对政治的思考，而如今的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政治地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
郑永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
观察者网 底线思维 2020/4/1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Q0ODEwNg==&mid=2650144189&idx=1&sn=358e41f1b44496c76e36b0c784e797bd&chksm=87958078b0e2096ef2cacbc90bd54507a37867064bb61363794a0aafe5fb22fde6439d3264e9&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6946007057&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tPXyrNz74MDKN%2BR3xb4G94%3D&pass_ticket=Ls8zWl04m4pV1%2FOipAvS45Pq64dgzqFDeCjN9LOVDqtVki1S0DFUgCYVoNdPYPFX#rd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即议题由西方设定，然后中国再回应西方设定的议题。只有主动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才掌握了议题的设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