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書介 Wilson 2016, 美國二戰時如何動員軍事生產
書介
Wilson, Mark R., 2016, Destructive Creation: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Winning of WWII,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瞿宛文
這本書主要是討論美國在二戰期間如何全面動員生產力製造軍需，提供了同盟國戰勝的基礎。眾所周知，二戰已成為物質的戰爭、工業的戰爭，而美國生產了盟軍所用軍需的三分之二，美國工業成為羅斯福總統所稱的“the arsenal of democracy”。然而，一向號稱最強調自由企業的美國，如何在短時間內動員起來完成了這任務？
以往有兩種通行的說法，一是認為這依賴美國商界的愛國奉獻，一是認為大公司藉此大發戰爭財。這本書的作者提出第三種看法，強調公部門所扮演的角色，認為戰時的軍事工業高度依賴公共投資，以及政府部門對軍事工業生產的管理與規範。參與者除了政府與私部門的領導者之外，還有各種為此設立的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美國戰時經濟仍然依賴私部門的產能與管理能力，也給予利潤空間，但政府也鼓勵競爭，並刻意運用公營企業給予私營企業競爭壓力與規範，限制其盈利，它主要依賴經營外包的模式（GOCO模式，government owned and contractor operated）。美國政府付出龐大經費，購買及興建工業生產設施；它管理複雜的供應鏈；它收集關於各承包商成本與營運的的詳細資訊，以便監督及管控成本；當廠商違反相關法令時（尤其勞工法令），甚至進而沒收工廠。
在戰爭期間，先後設立多種委員會與機構，例如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 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Supply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s Board等。這些委員會多由民間人士擔任委員，協助分配興建計畫與物資，但由戰爭與海軍部負責發包，羅斯福指派不少政敵共和黨政治人物負責戰爭與海軍部。如此的制度設計也部分源於當時政府有不少中層官員，是贊同羅斯福新政的進步份子，自視要保護公共利益，要限制其長官們的親商傾向，進而限制大軍火承包商的利潤。
當時有不少從民生轉向軍事生產的例子，例如汽車產業。該產業在1941年仍生產了4百多萬輛轎車，而在美國於該年底參戰後，次年初新成立的War Production Board就要求所有汽車廠商立即停止製造民用轎車，而轉為生產軍事產品。如福特除了生產飛機引擎外，也為政府興建了龐大的、有數萬員工的Willow Run 工廠，來生產B-24 轟炸機（從1942年到戰爭結束時，福特共生產了近七千架此型飛機）。WPB也曾要求一些其他民生用品廠商轉型，如家具與電冰箱業等。同時，為因應日本控制了橡膠供應源，因而推動產生了合成橡膠產業。
在大部分情況，戰時軍事生產仍是依賴私部門的生產與管理能力，除了海軍軍艦情況稍有不同，海軍直接擁有並經營龐大的生產設施。即使如此，美國二戰時的軍事動員中，公部門扮演了關鍵角色。其提供資金新建軍事工廠，再由民營企業承包生產，社會人士領導的機構發揮了協調功能，然而還是公部門的官僚機構在負責主要的工作，戰爭與海軍部參與武器設計，分發承包工作，彈性地協調供應鏈，分享資訊，監督私部門，其與私部門合作使得戰時經濟得以運行。然而至今，這部分的故事則因為私部門的成功宣傳而被淹沒遺忘。
當戰爭結束時，美國政府擁有約＄150億美元的工業資產，佔到全美國工業產能的五分之一。戰後這部分資產則多是低價出售予資方，同時軍事生產幾乎全面走向私有化模式。
在戰時，雖說政商合作進行了軍事生產，然而因為當時政府的干預甚為強勢，引發私部門領導者的反感，並擔心會影響戰後局面，故在戰爭後期即開始展開宣傳攻勢，將戰爭動員的成功主要歸功於私部門。他們原本就反對羅斯福的新政，此時更配合著來詆毀政府的功能，宣揚自由放任及小政府的理念。與他們的對手相比較（政府及新政左翼自由派），他們的宣傳攻勢遠較為成功，因而使得戰後工業資產全面私有化，並且也令戰後軍事生產走向全面依賴私營企業，公部門難以與之抗衡。
美國戰時軍事工業動員的教訓為何？其實美國當時採取了一個較為平衡、較有彈性的政商合作模式，而這模式應能優於戰後偏向私部門的方案。當時有諸多創新的作法，成功地結合了承包制、嚴密監督、與公共投資。而如今美國社會因過於傾向私部門，因而難以解決如醫療保險及環境危機等重大挑戰。而這社會輿論環境，其實高度受到二戰後期私部門領袖所發起的意識形態攻勢的影響，是他們贏得了這場長期輿論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