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的後記

2017/07/24 wwchu 反思經濟學

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2017/1，中央研究院叢書，聯經出版社。

後記

 如前述，寫這本書的背後是一個歷時多年的探索過程，是我作為一位知識生產者長期求索而累積的成果。在這漫長的探索過程中，對於現今我們所處的相關知識狀態有了些體驗與領悟，因而想在此將心得記錄下來並與讀者分享。

為了說明我寫這本書的源起、求索的歷程與心得，必須把歷史拉得遠一點，從我大學時期說起。我在1970年代初上大學時，受到當時保釣運動很大的影響。這影響是多方面的，它讓我們跟世界上其他的運動產生連結，並且激發我們去連結五四以來中國民族復興的潮流。同時也因受到美國保釣運動的影響而開始探尋左翼的道路，開始有模糊的左翼認同。因此，當我於1975年去美國留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其實心中充滿困惑。上大學時學習主流新古典經濟學，雖對其並不太信服，卻也不清楚有何其他的可能。而在準備留學時，因仍希望學到理解複雜經濟現象的能力，還是決定繼續攻讀經濟學。

數年後雖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然而原先的困惑仍在。在美國學院裡學的是主流新古典經濟學，那是一個非常強大成熟、主導全球學界的理論體系。但我仍對其難以完全信服，這部分源於自身仍保留了初衷，然也是因為覺得這學科的發展趨勢，越來越以自由放任原則為尊，研究方法日趨專精，領域分工日益細密，但是研究卻越來越脫離現實，難以成為我理解經濟現象的憑藉。另一方面，當時在美國學院裡包括左翼在內的非主流經濟學甚為微弱，不少西方左翼學者專注於解釋古典馬克思理論，有些則因反對資本主義，而不樂見後進國如東亞能藉由加入資本主義體制而發展經濟，因而不願研究及肯定東亞發展的經驗，因此其所能提供的如何研究後進經濟發展的理論資源甚為有限。

1988年回台前後，在自行摸索並廣泛閱讀經濟發展相關文獻中，注意到一位研究後進經濟發展的美國學者安士敦（Alice Amsden）的研究取徑甚合我意，她的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正是我想要學習的。同時一位美國友人也寄來了安士敦(1989)當時正在撰寫的關於南韓經濟發展的書稿，其清楚地示範了一種研究東亞新興發展的路徑。那是一條不太一樣的研究之路，並且事後我也發覺她的心路歷程與我有些相似，也是以左翼做為認同，不滿意主流經濟學，但也認為既有的左翼經濟學不足夠，而她的方向正是研究後進經濟發展。

她雖有左翼認同，但不囿於左翼既有教條，不會像有些西方左翼學者因反對資本主義而不願探討東亞發展的經驗。相反的，因她是帝國的反叛者，知道只有當後進國能夠發展出真實的經濟力量，才能對西方霸權地位有所挑戰，同時後進國唯有透過經濟發展才能自立，也才有尊嚴，因此，她認為落後國家一定要能自己發展經濟，才是最踏實的。再則，她也認為左翼經濟學應該與時具進，藉由研究後進發展經驗來拓展理論。而就主流發展經濟理論而言，她當然反對新自由主義學派自由化的主張，因為她知道該學派主張政府不應干預的政策處方只會讓後進國持續貧窮，她也不同意一些主流發展經濟學者以人道為名，單單強調消除貧窮與人道救援的説法，認為那其實無濟於事。因此，她的學術追求就是希望能幫助後進國家發展經濟，並且她亟於研究與推廣後進發展成功的經驗，東亞成功發展的經驗正好作為這研究的開始，而這研究必須以非主流方式為之。她務實的立場與研究取徑可說正合我意。

換言之，安士敦在理論上傳承了廣義的結構學派，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與西方左翼經濟學，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同於主流的以數學模型與計量方法為主的模式，而強調以歸納法來整理落後國家真實的發展經驗，先做微觀研究再做到宏觀層次，並逐步擴大範圍形成整體論述。確實，既有的主流經濟理論背後所隱含的制度與行為假設，都源自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對於落後經濟體的適用性甚為可議。因此，以歸納法整理後進國家真實的發展經驗，是非常務實且更接近現實的作法。雖說在當今學術環境下，數量分析被認為是最「科學」的方法，她採用的歸納法絕非主流，並尚待進一步完善，但是相較於難以令人信服的主流研究取徑而言，我認為她的研究路徑是貼近現實、具有生產性的，是我可以援用的。因此，我回台後就開始依循這樣的路徑來研究台灣的經濟發展，先具體研究個別產業的發展，從最基本的層次去觀察經濟發展如何產生，累積了一些個案就能逐步去歸納、綜合這些經驗，當然同時需要與各種相關理論互動。

稍後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有機會與安士敦教授相識並進而合作，一起研究了台灣產業升級的經驗，並將研究成果寫成了一本書《超越後進發展》，這對我來說是個很珍貴的學習經驗。這本合著探討台灣如何做到產業升級，將後進發展當作理論化的對象，發現後進廠商的特徵不同於先進國的先進廠商，據而提出了後起者理論。這研究證實經濟發展理論需要不斷發展，主流經濟理論必須不斷被修正。我也從此體認到普世理論應被不斷修正和擴大，研究特殊對象時，固然需要延用既有理論，但是對特殊對象的研究成果，也可對於所謂普世的理論作出貢獻，這應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同時，後進發展經驗也就因此能對理論整體做出貢獻。

在完成合著之後，我就開始了與現在這本書相關的研究。當時我與安士敦曾經討論是否進一步合作研究台灣產業升級的進程，因為經濟總是不斷地在變化。然而，我卻轉而開始進行對台灣戰後初期經濟發展的研究。

這是因為我作為一個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者，一直關注著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流行論述的演變，發現其越來越令我難以接受。例如就如何解釋台灣經濟成長的成績而言，日本殖民遺產竟日漸被推崇為主要原因，再如台灣戰後初期實施的農村土地改革，竟然不再被理解為是追求社會公平與現代化的重大改革而遭到否定。這類流行論述源於台灣近年民主化運動，雖說其為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動機可以理解，然而如此的論述令人困惑。而我既然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者，深入探究台灣戰後經濟能夠發展的原因並提出解釋，應是我要戮力以赴的。

但是要如何探討這重要的問題，如何設計研究取徑，並非易事。當時曾讀到幾篇論文，有幾位韓國與美國學者針對日本殖民遺產是不是南韓戰後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有過一場論辯，一方說是，一方說不是。我讀後甚覺振奮，一則羨慕南韓學界可以如此正面地去辯論這問題，再則覺得其提供了一個可以參照的方向和框架，遂進而前赴南韓對相關學者進行了訪談。於是我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研究，逐步深入探索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評估日本殖民統治、美國戰後援助，以及國民政府的作為等因素的影響。

這是一組龐大且複雜的議題，牽涉到後進國家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也牽涉到研究方法與歷史觀。在摸索中我的領悟是，這研究必須是一個結合歷史與社會科學的計畫。在此之前，我所採的研究取徑並不完全是歷史性的，只是涵蓋時期較長的橫切面分析。如探討在某個歷史時刻，為何台灣或其他後進經濟體能夠成功因應挑戰，何種政策能有成效，哪些因素發揮了作用等。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刻，每個社會所累積的歷史條件與當時面對的內外環境都有所不同。因此，除了描述那個歷史時刻的內在外在客觀條件外，也必須要看到當時社會所累積的主觀能量和動力，而這必然是歷史性的。例如，在本書中為要解釋國府在大陸時期無法施行土地改革，但到台灣後卻做到了這件事，這就必須掌握國府在過去歷史中累積的動力及當時的環境，以及當時內外客觀條件，亦即需要結合歷史層面以及橫切面的具體分析，才能有較為全面的理解。換言之，這本書進一步深化了歷史的面向，基本成為一個歷史性的分析，但在各關鍵時刻則加入橫切面的社會科學分析。我是從社會科學出發，試圖將其歷史化，而與歷史學者的作法有所不同，因此，我將這研究取徑稱為是歷史化的社會科學研究，這可說仍是一種嘗試。

再則，在這過程裡我對歷史觀有了新的體悟。首先，涉及現在所謂「非歷史」分析背後的史觀。我們在台灣都接受西化教育，持續學習並跟隨歐美這一套研究方法。雖如前述，現代社會科學分析一般都是非歷史性的，然而，非歷史並不意味沒有歷史觀，其實它背後隱藏了一個歷史觀，是一個把西方現代化當作唯一典範的歷史觀。依據這史觀，我們接受說後進國的落後是一個應該要擺脫的包袱，而現代化就是要去除包袱，是一種進步。如此的假設已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已經將其內化而不必明言，因此所做的研究在形式上可以是非歷史的。同時，與其相配合的是一種非歷史的結構決定論，現在社會科學研究取向多是探討哪些結構變數可以解釋我們要解釋的主要變數，如GDP的變動等，背後假設是這些代表結構的變數可以「決定」要被解釋的對象。這樣非歷史及結構決定論的研究方法，是現在社會科學中普遍的方法，它背後其實是一種普世的、西方進步論的史觀。

我摸索至今，體驗到另一種歷史視野是較為合適、較能解釋後進發展經驗的。關鍵是要把自身放置於後進地區之中，認定自身是一個後進國家。從歷史時間來看，後進地區的「後進」是關鍵，由此凸顯出後進國是在西方強勢壓力下被迫推動自身的現代化的現實，而不是在自身發展軌跡上「自然地」追求現代化，亦即「後進者被迫現代化」是難以迴避的歷史現實。我將其稱為「後進發展視野」，這個發展視野脫離了西方進步論史觀，得以從歷史視野來看待後進發展，但也意味必須面對如何評價自身現代化的課題。

然而，必須要說明的是，提出後進發展視野絕非為了悲情與懷舊，而是為了看清自身的處境並思考未來。現實上，懷舊式的擁抱傳統，甚至進而否定現代化，並無意義，因為在今日地球村裡，後進地區原先被迫現代化的壓力依然存在。只是在東亞，我們已幸運地達到了基本現代化，也因此才較有餘裕與空間反思自身現代化的道路。一則我們必須檢討至今自身現代化的狀況，再則進而思考未來的方向。同時，我們是在各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並沒有脫離自身的既有文化，現代化後的狀態也必然與所謂的西方典範有所不同。只是因為我們服膺於西方進步史觀，以自身與西方的差異作為衡量「進步」的量尺，因而習於從規範性的角度來看待這差異，並且進而將其作為社會內部互相競爭的標準，而不是將其當作反省自身狀態的明鏡[1]。

我覺得這「後進發展視野」甚為關鍵，讓我能較清楚地掌握台灣後進發展的經驗，也關係到我們未來要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然而，就如後進國被迫現代化一樣，服膺於西方進步史觀或許也是與之相配合而難以避免的歷史階段。同樣地，若從歷史視野觀之，我們從西方進步史觀轉向後進發展視野，或許正是配合著自身現代化進程的、在認識上合宜的變化？

這些是寫這本書的體悟。我在探討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源起的過程中，也對自身的知識養成過程作了反思，體認到兩者必須同時進行，才能讓我真正理解這歷史，理解到後進發展的真實意涵。即是理解到落後國家後進知識份子，必須檢討西方進步史觀，建立自身的後進發展視野，才能理解過去並掌握未來。這體認也讓我稍覺這學術工作可以成為自我成長的一部分，稍減現代學術工作所帶來的疏離感。

簡言之，我摸索出的自我定位是，由後進國視野出發，來探討後進經濟發展。體認到必須脫離西方進步史觀，從後進發展視野瞭解自身。並以歸納式的、歷史化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整理探討後進發展經驗，來修正既有發展理論。促進後進發展仍至為重要，因唯有後進國能陸續發展經濟，世界才能日趨平等，只是作為較成功的後進者，實有責任對此做進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