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07.10]劉守英：中国农业的历史转型与农业现代化
2016-08-03 洪范法律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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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洪范的研讨会！欢迎大家这么热的天来参加会议，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三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业的问题也和农村、农民都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是刘守英教授到新的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以后，第一次在一个学术研讨的场合露面，我们很荣幸！大家对他比较了解，他之前一直长期从事农业问题的调研、研究、思考，并参与相关政策的制订，我们之前也请过刘教授在洪范讨论过有关农业的问题，今天他会带来一个很综合性的报告。另外，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资深的评议人：第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应该跟洪范的很多人都很熟悉，像吴敬琏先生还有我们的很多学术委员，当然他到这儿来的次数不太多，我记得来过一次，虽然来得少一点，但还是老朋友。第二位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宋洪远先生。另外一位是国家发改委农业经司巡视员胡恒洋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的黄季焜教授。我们大概的程序还是主讲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后每个评议人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再剩下一个小时我们就自由研讨。今天有很多都是关心这个问题并且在这个领域有工作或者有这种工作研究背景的专家、学者，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做更深入地讨论。现在就请守英作主报告。
刘守英：
感谢治平！今天这个题目是一年以前洪范就跟我约了的，要我要来作一次关于农业的讲座，因为我原来在Sources实在是分不开身，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一直拖到把身份给换掉了。今天那么炎热的一个天气，和那么多老朋友聚到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义。
题目我稍微改了一下，我加了一个“历史”，就是“历史转型”，因为我认为这可能是千年以来的一次重大变化，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所以我加了“历史转型”，但最后落在整个村庄和农业本身的转型上。当然“现代化”是新加的一个词，这里面就提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关于中国乡村未来的农业发展道路的争论，在我看来现在越来越陷到跟农民关系不大的左右之争上，而且开出的药方也是保守和极端两个极端。可以理解的是，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对这一冲击的影响和带来的未来路向，总体来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现在也还没完全看清楚或者说看不准。但是，如果无视乡村和农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这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变迁，仍然以既定思维和知识看待变迁，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聚到一起讨论？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这次的变化确实太大，大家对这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变化看不清。另外，可能大家对目前的这种状况尤其是政策范围内东西也是看不清以及对有一些东西大家有想法。对乡村问题、农村问题的认识，我觉得可能是受两个前提的影响或者说隐含着两个概念化的东西和既定的思维：一个就是对乡村的认识，非要同概念化体验的“乡土中国”一致，就是：以土地为生；以村为居；差序格局；熟悉社会和礼治秩序。这就是我们给出来的“乡土中国”。另外，就是农村政策的基调。今天有很多做政策的人都在这儿，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调整，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基本上还是“以农为本”的前提。“以农为本”的前提一个就是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另外就是农业是农民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基本上是“以地为生”、“以农为生”；再就是国家的粮食靠自给和小农提供。我感觉这个前提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其仁也提出过的：我们30多年前提出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中国已经由一个“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其仁专门出过一本书就是谈“城乡中国”的问题。比如2015年中国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6.1%，以户籍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是39.9%，通俗地讲，我们整个变化已经是一半农村，一半城里人。从这个变迁来讲，是每一个关注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人都梦寐以求的，这就包括毛泽东提到的“中国从一个农村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但是，这个变化对乡村社会和农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始料不及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两个城市化率（见下图1）：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在哪里？一种倾向就是：无视这场变迁带来的生产关系（制度）和生产力（技术）的不适应，视现有制度为最优，动不得，一动就要“犯颠覆性错误”。在理论上出现一些奇谈怪论。在农村发展思路上采取“堵”的办法，在我看来是贻误发展时机，加剧城乡结构扭曲。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对村庄特性缺乏基本认识下的村外要素向村庄的渗透。这里主要表现为几个特点：第一、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运动。包括我们看到的刷墙等等面子工程，还有新一轮的政府渗透。第二、少数精英的乡村改造。各种流派进到村庄以后，包括昨天中央台长篇介绍的李昌平的“内置金融”，就是说，大量的乡村精英进到乡村以后的所进行的这种改造到底跟农民的需求是什么关系？第三个倾向就是：资本很乐观地进入村庄和农业。就是大家觉得其他行业现在不好做，觉得农业比较简单，但是一些资本进入农业和村庄以后也有一些比较痛苦的结局，有一些没有达到预期的期望。我这里面引了一段话，是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前言写的一段话，我觉得比较有启发：“对社会的改革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 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分析, 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 , 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 以达到对情况适当的阐述……”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我先作一个抛砖引玉。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看，这场由乡下人离开村庄引发的革命的事实与走向：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要关注的就是村里人离开村庄后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觉得重点要考察的是村社制度和农业与土地的关系，即：一是村社制度本身可能面临重大的变化；二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过我觉得要关注的不是这场变化，而是人走了这场革命使农业形态和发展方式到底有了怎样的变化？三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对乡村和农业转型到底有哪些雏形与可能的路向我们可以作一些关注？为了后面的讨论，我前面就简单地过一下。
乡村社会下传统农业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对乡村社会本身的认识；另外一个就是对传统社会农业基本特征的认识。比如费孝通的归纳里面对乡土社会的一些特征是：一是离不了土，不轻易放弃土地；二是由于不流动造成的土气；三是以农为生，因为农业不同于游牧和工业；四是安土重迁，就是世态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我这里面抽出来，基本上是会和后面发生一些对比的）；最后一个就是土地成为负担。他讲：“从土里长出光荣的历史，也受土的束缚”。所以乡土社会的特征第一个是“离不了土”。
第二个特征是：村落是农村的基本单位。为什么形成村落？主要是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耕作的半径大家很清楚，离住宅近。第二个是便于合作。第三是安全的防卫。第四是土地的细分。就是土地平等继承后，兄弟分别继承祖上遗业，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第三个特征是：“熟悉”的社会。(1)、富于地域性。(2)、生于斯、长于斯。(3)、陌生人很难进入。就是一个外村的人进到本村以后，有的是通过几代人才有可能在一个村里找到根脚呆下来，不是本村的人很难落下来。(4)、身份社会。就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地缘作投影。(5)、家族制度。
第四个特征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合作”。合作的困境我觉得就是费孝通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这个我就不具体展开讲了。比如说西洋社会是“团体格局”，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这种“差序局”就造成中国社会的合作困境，就是以己为中心，整个社会关系逐渐从一个一个的人推出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样就造成了整个中国的合作困境。
第五个特征是关于治理的问题，就是乡村的治理是以礼治来形成秩序的，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以上就是整个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
另外，就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口急剧增长以后，它怎样维系快速增长的人口的作物供给？我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
1、人口对土地的长期压力。章有义就讲：“人口和耕地是构成国情、国力的基本要素，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旧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其重要性更为明显。”就是说，中国一直受人口制约发展的国家，从宋代开始，宋代基本上是传统中国人口的分水岭，宋初我们的人口是5500万，宋末过亿，14世纪后期到九世纪初期是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增长了将近5-6倍，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的50年代又增长了将近50%。这张图是两张图的重叠（见下图）：一个是曹树基等编的《中国人口史》；另外一个就是Madddison对中国人口的统计。就是说相比不断增加的人口，从宋以来，中国可耕地资源的增长速度最后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趋势。比如从明代前期到民国近600年的长时段，耕地总量增长了约1倍，同期人口增长了近6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受阻，农业承载人口压力，到1952年时，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分别占87%和84%，致使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增加。所以Perkins讲，“到19世纪，中国容易耕作的土地已经将近用尽”。
图2
这里有几张图：一个是中国古代耕地、人口和人均耕地的变动。另外一个是1391-1930年中国人均耕地的变化。第一个就是说面临人口的压力；第二个就是说传统的农业技术对中国农业生产的作用是有限的。
图3
图4
2、传统农业技术的变迁：
第一个就是土地的开发。
第二个就是传统农业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多作物品种的引进和作物体系的改进，改良种子，改变耕作方式，新的作物。还有一个就是人口增加后，土地施肥量增加等等。
第三个就是水利灌溉设施和工程。灌溉工程从宋代开始呈翻倍增长。传统中国在1400年和1820年的灌溉面积大约分别是当年耕地面积的30%，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第四个就是复种指数的不断提高。尽管我们有传统的技术改进，但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时期是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改进或者说刺激，就能够应付慢慢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要，所以传统的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有一定作用，但不能高估，而单产的提高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传统”技术的进步来解释。这是费孝通关于农业技术为什么长期处于停滞的一个解释（见下图5）：
以上是传统农业时期技术的特征。
3、在技术没有大的进步的情况下，当然土地开垦是一方面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传统农业的制度特征，这个是要着重去强调的：
第一个就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和日前发达的土地市场。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承认人民拥有私田，允许自由买卖，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土地制度呈现土地国有和私有并存的格局。自唐代中叶经过宋元至明代中叶，土地制度进入国家限制松弛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时期。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土地制度进入地主土地所有制充分发展时期。所以，中国传统的农业之所以能够支撑整个食物的供给和人口不断增长，实际上第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的先进性和土地市场的发达；
第二个就是超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租佃经营的农场，自汉开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就作为中国农业的基本单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明清以后我们基本上是30%的无地户和 70%的地主，不在地主出租土地占四分之三。土地所有权的利润很低，地主所得的报酬只占他的投资的2.5%-5%。另外，不在地主拥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中国土地的使用是靠佃权的永佃。佃权永佃有几个特点：(1).很少更换佃户，佃户可以继承，佃权可以买卖，这样就保证佃权制度不影响农业生产力。(2).租约：固定实物租、固定货币租、分成租。靠租约来保护佃户长期的行为。
第三个，原来我们强调的不多，就是对土地产权的制度性保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土地登记和依法保护产权的国家。在西周青铜器彝器铭文中，就有土田的数字可稽；春秋中叶以后，鲁、楚、郑三国先后进行过田赋和土地调查；唐中叶尤其是宋代以后，地籍逐渐取得与户籍平行的地位；明代中叶以后，进行全国统一的土地彻底清丈，鱼鳞图册成为征派赋役和地籍管理的主要依据。我在成都看到很多的鱼鳞图现在还保留着。
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率的状况，从土地生产率来讲，Perkins的结论是：“六个世纪间粮食产量的增长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此外则归功于单产的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最后形成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非常缓慢。这是黄宗智给出的一个概念叫“没有发展的增长”，他说：“发展”主要是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长三角等地却无法走向不断增长的“农业资本化”，而是走向更高程度的“过密化”，也就所谓的“内卷”。
以上是我简单地回顾了一下中国从宋以后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它的制度特征。而进入国家工业化以后，就是从七届二中全会开始，毛泽东提出“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中国开始倒向了这种发展战略，它使整个生产要素的扭曲和压力加大。大家都很清楚，农业是充当提供农业剩余和低价农产品的工具，以满足城市低价的食品供应。我们就采取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来提供低价的农产品。
第二个就是农村制度的改造与乡土社会的再造。(1).土改和农村秩序的重构。这个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杜老的《杜润生自述》。里面有他对整个土改的认识。(2).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与乡村治理行政化。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整个行政体制渗透到村一级。(3).包产到户改革后的乡村治理困境。
在此期间，在人口被困在土地的情况下，在农民没有参与工业化的情况下，人口不断增长，满足人们食物需求和提供剩余产品的主要手段是：一个就是现代流动投入的增加。这是季焜他们作的研究，所谓的绿色文明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二是提高复种指数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见下图6）。
下图7
就是说我们在国家工业化时期是靠土地的生产率来支撑粮食的增产。1952年-1978年期间，我们整个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粮食总产量大约增长了86%，年均增长率2.5%左右。这一时期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高，总提高幅度约90%，年均增长2.8%。粮食单产的提高，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9%) 。
第二个是农民被排斥在工业化城市进程之外。大家看从1952年-1978年期间，整个农村的人口不断增长（见下图8）。
另外，农村的就业量也在不断地增长，农村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总数的比例1952年是83.5%，到1979年的时候仍然高到72.5%（见下图9）。所以，人口和劳动力基本上是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再就是结构扭曲造成人地比率的更趋恶化。近代以来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国家没有工业化以前人口主要是在土地的内间，但是国家工业化以后，农村的人口和劳动力没有参与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所以整个农村的人地比例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下，实际上是越来越恶化的，人地比率1949年时是2.18，后来也没有什么大的改进，人地比率更趋恶化（见下图10）。
此外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按照Maddison的估计，1952年至1978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但是，在农业部门，1952-1957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66%，TFP每年增长0.63%；1957-1978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以0.2%的速度负增长，TFP下降更为严重。这是TFP的整个变化（见下图11）：
下图12
就是说，在我们有了国家工业化以后，整个农业的状况主要还是提供低价食品，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农业产出在技术变迁上主要是靠现代投入的增加，但是我们整个制度上的落后、制度上的低效率以及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造成了整个农业的发展仍然是处于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状态，农业仍然没有发生转型。
第三，重点讲一下中国农业进入历史转型期，应该是从农村人口开始离开农村以后，就是乡镇企业发展再往后，尤其是出口导向工业化开始，大量的农村人口往沿海地区流动。我觉得这个时期是真正开始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转型。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指标我们来看一下（见下图13）：
第一个就是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1978年中国农业产值的份额占27.9%，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农业产值份额只有9.2%。另外就是就业份额：1978年是70.5%，到2014年的时候降到只有29.5%。就是说农业的基础地位，尤其是对我们很多搞政策的人来讲，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农业的基础地位，那么农业的份额变化以后，农业的基础地位到底怎么来看？这个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政策问题。
第二个就是村庄发生重大变化。(1)、行政村数量减少。1985年，全国行政村数量为94.1万个，到2014年时已经减少到58.4万个。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全国行政村数量减少了35.7万个，降幅达35.5%。(2).村民小组数量的大幅缩减。1997年村民小组535.8万个，到2013年时减少到497.2万个，16年的时间里，村民小组减少了38.6万个。(3).村庄劳动力外流。为什么我们前面要把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的这个东西拎出来讲?就是说，中国社会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村庄已经不是人不走的一个社会了，已经是大量的村庄劳动力开始外流了。这里我引了一个数字，做了一个千村调查：只有6. 5%的村庄没有劳动力向外流动。外流劳动力1 – 25%的村庄占29 . 3 %，外流劳动力40. 2%的占26- 50%，外流劳动力51 -75%占17.4%，6. 5%的村庄外流劳动力超过75 %。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村庄在这一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出现人口的外出现象。
第三个就是农户分化。我们现在在农村政策的制订或者分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假定农户是均值的，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农户的分化程度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是统计局对6万抽样农户的数据统计情况（见下图14）：
大家看，2012年纯农户只有18.28%，而纯非农户15.93%，一兼户30.07%，二兼户35.72%。我觉得我们可能对农户分化以后对村庄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而事实上农村的农户早不是均值的了。就是说，我们概念里面的那个“以地为生，靠农为主”，在那里给我们种粮食的农户，已经早不是那种状态了，农户的分化程度是非常之大的。
第四个就是土地权利的安排。这个是用的农业部经管司的数据（见下图15）：
我们经常讲“三级所有”，大家看，2013年归村所有的土地是41%，归组这块还是稍微大一点，占51.5%，另外7.36%的土地是归乡镇一级。我们后来看了一下，分区域来看也是非常有意思，发达地区的所有权这一级越来越往行政村一级靠，但是在欠发达地区就是小组一级所有权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另外就是承包，2013年，我们的土地承包基本上还是以家庭承包为主（见下图16）：
2013年，14亿亩耕地里面有13亿亩是继续由家庭承包，其他的像园地、林地和草地，家庭承包的比重相对要低一点。
第五个就是土地流转与租赁市场。我们这几年变动最大的可能就是土地流转，2010年我们耕地的流转率是14.6%，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整个耕地的流转达到30.3%，去年是33%以上（见下图17）。
就是说，整个土地的流转面积和土地流转率跟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我们的流转率并不算低。
流转的形式还是以转包为主，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土地的转包率是46.53%。另外，出租占33%。但是其他的形式这几年开始有所增加，比如股份合作，2014年股份合作达到6.68%，还有其他的形式占4.7%，这两种加起来将近10%以上（见下图18）。
第六个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的差异（见下图19）。不同类型的农户实际经营的土地规模现在是在拉大的，2012年，纯农户的经营规模是平均每户17.59亩，一兼户10.68亩，二兼户4.93亩，非农户0.81亩，全部农户加总户均是8.32亩。总之，不同类型的农户经营的规模在拉大。
另外，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变化（见下图20）：
现在总体来讲，10亩左右的农户是最多的，比如2013年10亩以下的农户占85.96%，10-30亩的农户占10.28%。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情况，虽然大多数农户还是以小农业为主，但是大农户的数量也不是一个小数，比如2013年，100-200亩的农户已经到了62.9万户，200亩以上的已经达到了28.9万户。就是说，从量、从面积和比重来讲，这一块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大规模的农户在这几年已经开始有较大的变化。
第七个就是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我们概念里面一直讲农户是农业经营的主体，但是从耕地流转的主体来看，在2014年的时候，流入的这一方里面农户这一块只有58%，而流到专业合作社里面的已经达到21.8%，流到企业的已经达到9.68%，其他主体将近10.17%。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开始多元化，当然农户还是主要的经营主体，但其他经营主体已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见下图21）。
第八个就是农作方式的变化。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用工量的减少和机械投入的增加（见下图22）。
我们所有作物的用工成本都开始大大的上升，而用工数开始大大减少。我们做了主要的作物像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料、棉花等用工量的调查，发现它们的亩均用工量都开始在大大地减少（见下图23）。
农业的用工跟工业、商业就是跟非农业用工的竞争加剧以后，农民采取的方式是减少农业的用工量，相比较起来就是农业机械的投入开始大大增长，各类农业机械的使用量从2000年以后都开始发生了变化（见下图24）。
第九个就是在农业形态的变化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投入方式变化以后，农户的资本形成开始加剧（见下图25）。
我们看一下，不同地区的农户开始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都开始大大增加，无论是东部中部，甚至是西部的增长也非常迅速（这个是用了6万农户的数据）。农户的资本形成实际上是非常快。
第十个就是，由于投入方式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也发生了转变。
下图26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见上图），201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点，从2003年开始整个中国农业的生产率里面劳动生产率开始大大上升，但是土地生产率的变化还是比较平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开始发生历史转型，它从过去的一直以高劳动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向以资本投入、机械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模式转型。就是说，我们讲的历史转型和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的衡量就是它的投入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外就是劳动生产率快于土地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一个就是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土地生产率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用的是统计局6万农户2003年以来的土地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元/亩）（见下图27）。
另外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元/月）（见下图28）：2003年-2012年，从农户这个数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也是非常之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农业TFP水平（见下图29）：从2003年-2012年，2003年的时候平均是8.08，到2012年时是8.59。
总之，从这些指标来看，现在中国农村一些基础性的变化都在发生巨变。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从指标来看，我们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但农业的份额急剧下降后，你再怎么看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第二，村庄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村庄因人口外流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三，农户已经不是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均势的农户，他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农户。
第四，我们在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制度下，整个土地的流转和租赁式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带来的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的差异化，还有一个就是小农为主的前提下，小农和大农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并存的格局。
第五，农业的经营主体已经从最初的纯农户向多种经营主体转换。
第六个更大的变化就是由于农业投入方式的变化（实际上这个也是由人走带来的），带来整个农作方式的变化。
第七个就是农业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型。我觉得这个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是从2003年左右开始，整个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式真正开始进到，就是黄宗智讲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我觉得从2003年开始整个农业行业真正走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以资本投入为主，开始跟其他行业逼近的发展模式转型。
最后我就提一些问题，在思考中国未来农业发展道路的时候，很多东西现在存在巨大的争论，谁也看不清，它可能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因此，我在这里面提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村落的未来。这里面跟我们讲的“乡土中国”比较起来有几个最大的变化：
（一）、因人口流动带来的村民关系的变化。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传统的村落社会是一个人情的社会，是一个熟悉人的社会，是一个靠熟人或者说人际关系来维系的村落社会。但是，比如我这次清明节回去后就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无论老人和年轻人，大家都开始不像原来那么亲热了，非常淡漠，那么这个淡漠是由于什么带来的？就是因为人口进城带来的，就是说人口进到城市以后，他是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面生活，他把城市里的这种人际关系带回到农村。就是说我下回到农村去就没人给你煮鸡蛋吃了，原来回去他们会给你煮一碗鸡蛋，很亲热。就是村民关系从原来的人际社会走向非人际社会以后，这些规则已经开始带到农村社会来。也就是说，回到村落以后的人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维系原来村落的一些制度安排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由于农作方式变化，带来村落耕作半径的变化。原来农业社会是以高劳动投入为主，这样形成整个村落和土地之间的半径是很近的。但是，现在以机械投入为主后，劳动力投入大大下降，现在村庄跟耕作土地之间的半径在发生变化。像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农民是每天都要去村里看看的，他不看是不放心的，但现在他放在土地上是很少的时间，所以耕作的半径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出村农民的代际差异。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农民基本是出去要带着钱回来建设村庄的，或者带着钱回来建他的房子。到了70年代这一拨，基本上还是带着钱回来建房子娶媳妇，但是80 年代末和90年代这一拨年轻人出去，特点是什么呢？考上大学的的人特别是到北大、清华的人是到大城市了，但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也是放下书包到了珠三角、长三角，这些人没有从事农业的经验，因此他们跟土地的感情也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不像上一代对土地有那么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什么？人走以后，资本现在不回来。比如你到张家口这些地区去看，现在整个村庄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是什么？人走以后，资本可能就是进城买房，他不定带着钱回来重新建设村庄。所以，人口不断城市化的结果是村庄的更进一步的破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不带着钱回来了。现在，像我的那些在北京打工的亲戚他们基本上是过春节的时候才租一辆车或买一辆车回去，回家以后住在哪儿呢？住在县城的宾馆里，然后再开着车到老家去炫耀几天，赌博一个礼拜就回来了，他不会在村里面住了，差一点就在镇里面住，好一点的就在县城住。还有一个，县城买房的主体80%是农民工，这些人把自己的家落到非村庄里面，所以村庄就破落了。现在很多人说这些人还会回去，但在我看来，80后和90后不会再回到农村干农活了。
（四）、城市化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影响。中国村庄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化带来的，但是城市化对不同类型的村庄未来的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分野。比如我们在成都去观察以后，感觉未来村庄跟城市的关系可能会有三类的村庄：一类村庄就是未来被完全卷到城市去了，就是城市扩展到这个地区以后，这个村庄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融入城市”；第二个就是未来会有一批村庄作为城乡的驿站，就是城里人想到农村去，在这里有一个过渡，而农村进到城市在这里也有一个过渡，所以这些地区就跟驿站一样会成为整个城乡的人口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最活跃的地区。第三就是传统农区，可能有一些文化特征的传统农区会保留下来，但大多数的传统农区就处于一种破败或消亡的局面。就是说，你的土地的规模、村庄的集中、村庄的消灭应该是处于这种状态，城市化对不同村庄的影响其分野会非常之大。这样，整个村庄的政策的选择应该是采取不同的办法。
（五）、村庄的治理结构。这里面现在可能有两个问题：第一，很多的村庄是否走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这是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争议也是非常大。就是说，村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是否被社区化，是否走城市一样的治理模式？第二，在村庄治理结构里面，现在的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这三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也是未来村庄治理里面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村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我觉得很难讲清楚，但最起码我觉得这几方面会对中国未来的村庄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未来村庄的巨变是不可逆的。
第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是说在土地制度的改革里面我点了三块：
（一）、关于集体所有制的改革。到现在为止，包括总书记也讲我们其中一个也不许动，不能把集体所有制改没了，但这并不等于说集体所有制不改革。比如说集体所有制的改革里面核心的问题就是成员权集体所有制的改革，就是说农地的承包制的改革和土地的股份化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以成员权为基础的。但是，成员权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改革的设计，未来向何处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农地的这一块，集体所有的土地发包到农户手上以后，集体的成员成为共享集体所有土地的平等的成员主体。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改革以后，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成员权试点的确定从哪一个试点开始来固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套制度安排，这在全国还没有找到一致性的安排。还有，我们讲的“长久不变”，“长久不变”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在用这句话，但是我现在知道的情况就是政策的取向现在还是想将“长久不变”设计成“70年不变”的承包权制度。理由是什么呢？将农地的所有权制度设置跟国有的所有权制度按同等的年期来看。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口跟土地的关系长久不变，我们现在是否有必要继续设置成一个有联系的土地制度，就是从现在的30年延长到70年的土地制度有没有必要继续设置成一个有年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二）、农地的三权分置。这个实际上是关于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已经解决了所有权跟土地承包权的关系。这一轮从政策导向来讲，实际上是想解决承包经营权下经营权如何设权的问题。但是，现在法学界跟经济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分野，法学界主流的观点是不同意三权分治，法学界就说承包经营权是一个独立的财产权。而土地的经营权从哪里产生出来？经济学家的观点就说土地的经营权是从承包经营权里派生出来的，虽然法学家说经营权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里面的一项权利，没有必要单独设置，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的话，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承包经营权现在想从政策里面想把经营权做成一个独立的权利，让经营权的新的经营主体可以扩大规模扩大投资，另外可以抵押融资来扩大它的权能。这是它的设置，这一套设置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1）.承包经营权分离出来的经营权，这个经营权跟最初设置承包经营权、跟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是……，承包经营权当时是在集体所有权下设置的，那么这一次是否将经营权再独立的设一个权？（2）.在我们现在的政策设计里面，经营权是允许担保抵押的，但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既是一个承包制，也是一个经营制，但农户的承包经营权里面，就是农户自己种的时候，承包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就是说农户的经营权不允许担保抵押，而允许独立设置的经营权担保抵押，这种权利设置在法律上怎么解释？（3）.经营权是从承包经营权里派生出来的，现在我们允许经营权担保抵押，而不允许承保经营权担保抵押，如果经营权是从承包经营权里派生出来的，这等于是允许一个子权利比母权利的权利更大。就是经营权可以担保抵押，而承包经营权不可以担保抵押，这种权利设置在整个权利的运行中会产生非常多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关于农地的三权分置从目前来讲，理论界和政策界尤其是法学界对这一块的分歧非常之大，但目的基本上是一致，就是说农户与农友的承包经营权太小，不适合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所以要设经营权并扩大它的权能，以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里面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从目前的权利设置来讲，它是以集体的成员资格无偿获得的一个权利，宅基地制度的改革设置目前基本上还是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来设计宅基地改革的试点。第一、成员权不能破。宅基地的流转只能限于集体成员内部，只能在村内部进行。第二、就是无偿。继续保留宅基地的一户一宅，和初次分配的物产分配宅基地的制度。第三、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无法进行一户一宅和无偿分配的地区，宅基地如何改革？现在我们没有应对的办法。就是说，宅基地制度的设置就是一个在集体所有制下以无偿分配和一户一宅成员权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继续保留这套基础的制度设置，那么你就不要再改，无法改变。如果你要顺应宅基地作为财产权的制度安排，那么你现在就必须要破宅基地的无偿分配为有偿分配。另外，要破宅基地以成员权为基础的分配的制度安排。总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我看来最重大的就是这三项制度安排：第一个就是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不让动；第二个就是三权分置怎么分，分的效果怎么样；第三个就是宅基地制度改革处在一个方向性的停滞的状态。
第三，关于农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困境。我们农地流转的比例并不低，达到30%多，但是，土地流转加快以后，土地的租金和雇工费用上升，农地规模经营利润下降。我们这次用发改委的数据统计得出：2008-2013年间，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每亩流转地租金年均增长18.4%，每亩人工成本从175元提高到429元。由于地租和雇工费用快速上涨，农地经营利润下降。2008-2013年间，三种粮食的每亩净利润从186元下降到73元，成本利润率由33.14%下降到7.11%。就是说，搞了半天赚的钱更少，流转以后由于租金和雇工费用上升，规模利润是下降的。这是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经营规模扩大以后，但土地单产下降（见下图30）：
这个是我们用6万户的数算的，小规模农户的每亩的平均值是2614元，大规模户是714元。这里面可能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规模越大，它对土地的利用存在问题。换句话说，土地规模扩大以后，劳动生产率虽然上去了，但土地的生产率下降了。对中国而言，土地那么稀缺的一个经济体，靠扩大规模就会导致土地单产下降。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讲的非粮化等等，我觉得那不是一个问题，那个是农户自我选择的一个结果。
第四，关于不同经营主体的生命力。小农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农和改革开放之初的自耕农比较起来，小农主要是持有土地，但对于土地的投入和对土地的关心跟纯自耕农时期相比是大不一样的。现在你到农村以后，农户只要保证土地的不失去，所以年轻人出去以后基本上是家里的老人看住自己的那些地，而整个耕作基本上是机械耕作。所以，农户对土地的利用，小农对土地的关心确实跟改革开放之初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现在到农村去看，老人对土地的关心程度跟改革开放之初也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原来我们回去看时，这些农民对土地的关心和管护是兢兢业业的，我们讲“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农民很少下地，当然机械化是一方面的原因。现在我回去看那些老太太们，我说：“现在你们怎么样？”她们说：“现在也挺辛苦的。”辛苦什么？就是每天打麻将。现在他们对农地的关心跟原来有非常大的差距，已经跟过去的小农有本质上的差别。（二），关于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些年研究的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里面一种经营形式。从效果、利润以及对土地的关心来讲，家庭农场是最合适的一种农业经营形式。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家庭农场150亿亩左右的规模，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已经不从事非农业，另外，在农忙的时候再雇一点工。一个家庭农场靠农业的家庭收入基本上要高于他在非农上的经营收入。一般一个家庭农场一年10几万的收入，比他出去打工还强。这种家庭农场是专业化的，精心从事农业这块的经营。所以，目前来看，从效益、对于土地的关照以及农业的耕作、利润这一块来看，家庭农场还是比较有利的。比如我们去松江一带看到的情况都很不错。（三），关于合作社。现在政府是主推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但现在它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为什么要合作？农民为什么要跟你合到一起去种地？现在大量的合作社是为了吃这里面的补贴，他把优惠、补贴拿到以后，自己内部还是该怎么做仍怎么做。我们前面看到的合作社的比例是很高的，这里面有多少是真合作社？有多少是真合作？另外，合作的机制到底是否建立起来？农民到底为什么要合作？现在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说无法甄别真实的合作，现在也还没有想清楚农民为什么要合到一起。（四），公司农场。公司农场现在面临主要问题就是：第1，你成为公司农场以后，你创造的利润要足以涵盖租金、雇工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应该得到一定的利润回报。我们看到公司农场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雇工管理的困难，就是你规模越大，你对雇工的管理成本也越高。很多农场雇工以后，如果管理者自己不经营农业的话，而是监督农民去种地，那么这件事就变成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第2，公司进到农业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把租金抬得很高，比如给一般的农民可能是300元，给合作社可能就是500元，给公司的则是800元以上，租金的成本在公司这一块就变得非常之高。所以，公司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租金的上升。第3，就是土地使用权的回报在农业做什么东西，作为公司农场讲，土地使用权的回报使他足以涵盖成本上升以后他所应该获得的利润。我前面为什么举了明清的数据？就是明清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回报2.5%-5%，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公司农场跑来做这件事，如果土地使用权的回报不高，他能否坚持下去？又加上其他的成本大量上升以后，所以公司农场只有在管理和他种的作物品质上能够获得足够高的回报，公司才可以支撑下去。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公司农场里面种传统大田作物的公司农场往往都是持续性比较差，因为他的使用权的回报比较低。这是不同经营主体的生命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经营主体在多样化，但是未来经营主体的生命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五，关于农业的规模报酬与出路。现在我们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准确地理解规模报酬。你的农业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包括你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服务，就是说各种生产要素组合的合理比例就形成我们对规模报酬的理解。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靠土地规模的扩大来作为获得规模报酬的主要方式。就是说，靠扩大土地的规模，这里既包括地方政府的优惠，也包括企业家的追求，但是靠扩大土地规模来实现规模报酬，往往是事与愿违。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由于人地的压力，你的资源禀赋也不是短期的，你的资源禀赋是一个农业人口规模极大的社会，单靠土地规模你是很难实现所谓的规模报酬。也就是说，我们土地的规模报酬是一个劣势，在经营规模是一个劣势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追求农业规模报酬的弥补的路径可能是两块。当然，人口走了以后，适当的进行经营规模的扩大是一方面，另外也要弥补经营规模劣势，其弥补的路径：一是区域种植的专业化，另外就是服务的规模化。比如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情况是种植作物的区域专业化已经非常明显，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主要的作物，不仅仅是粮食作物区域专业化非常明显，其他的像蔬菜、水果等区域的专业化都非常强。在我看来这个实际上是在弥补经营规模劣势的一种方式。第二就是关于服务的规模化。在生产规模不足的情况下，用服务的规模化来实现。我举一个例子（见下图31）：
我们在山东供销社做了一个试点，山东省整个供销社的土地经营不是靠流转，它是靠土地的托管来扩大农地的服务面积。到2014年，整个山东省供销社土地托管的规模已经达到了826万亩。托管实际上就是说土地的使用权还是在各个农户的手上，但是由集体组织统一组织加农户生产的某一个环节、某几个环节或者全部环节，以订单的方式委托给供销社，来进行生产环节的服务。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我要山东省供销社将土地托管的投入产出的效果和农户自己经营作了一个比较。大家看，无论是大田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在土地托管以后，跟农户自种比较起来：投入减少，产值增加，效益明显增加。我们已经作了这些案例的统计了，我们有一本书专门讲了这个案例，我们现在还在进一步的观察，这可能是一个路径，但这里面也需要很多前提条件。就是说，在你的生产规模不能扩大或者你的生产规模受制约的情况下，可能服务规模的扩大不失为弥补不足的一个好办法。比如山东供销社的防虫就可以做到几十万亩，就是生产各个环节现在基本上都能提供服务，所以服务主体的规模扩大以后，成本就会降低，利润相应也就会上升。另外，农户由供销社服务以后，他的效益也得到上升。当然，这个我们还在进一步地观察。
下图32
第六，农业发展战略需要要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我前面讲的基于“以农为本”的农业发展战略向“城乡中国”的重大转变。这里我就简单讲几个要点：(1)，我们原来农业主要是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我们粮食安全的战略就是一个吃饭安全的问题，但现在它已经向食物质量安全转变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要吃饱的问题了，未来是一个食品质量安全的问题、健康安全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在食物观上的一个重大转变。(2)，农民身份的再认识。从原来基于均制化的农民的政策导向，转向异质化的农民身份的再认识，政策的制定应该是考虑到农户的多样性。(3)，农业的形态和功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农业已经不是传统的原来以小农为主、以种植为主，保证基本食物需求的农业。未来对农业的定位应当发生变化，未来农业的形态和功能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未来农业形态和功能的变化在我们整个农业战略转变里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值得考虑的因素。(4)，关于城乡融合。现在城乡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打通，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农村做得很好，比如80年代的5个1号文件其核心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制度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农村发展空间的扩大。那个时候农村的发展空间越做越大。还有一个就是制度释放的活力，对农村来说是受益的，所以我们的城乡差距是越来越缩小。我们现在也做了10几个1号文件，我们基本上是跟城里人去抢，解决城里有而农村没有的问题，我们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城乡没有打通可能是中国农村现在跟城市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从“十三五”开始，我们从原来的“城乡隔绝”走向了“城乡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农业发展战略里面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5)，补贴与农业产业竞争力。我知道，我们很多的1号文件在写之前我们的人都会跑到日本去看，现在我们到底是要走向日本那样的路，还是……？日本那条路是我们要去跟着走的一条路吗？就是说靠高补贴来解决农民的收入和农业发展的问题，最后高补贴的结果是农业还有竞争力吗？在未来农业的发展里面，中国农业的竞争力靠什么来体现？还有一个，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大国，靠高补贴能否支撑？所以，补贴和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可能也是我们未来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这一轮的农业转型实际上是由于人口出村带来的，而且这个离开农村在我看来是一去不复返。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农业和农村的这种形态变化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我看来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遇，是一个千年历史的大转型，它将使整个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也使整个中国跟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跟重工业导向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时期相比，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环境的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过后，中国农业的形态、农民跟土地的关系以及未来农业发展的道路都需要重构，所以未来中国要走一条怎样的农业发展道路，我觉得一个基点就是中国已经是一个一半城市、一半农村的社会形态。
梁治平：
非常感谢守英的这个报告！一个很大的架构，从变迁的角度把农业的发展以及相关制度、组织、技术等因素作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然后对当下面临的很多问题包括一些实验性的问题、一些可能性和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了揭示，给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现在我们进入评论环节，先请周其仁教授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