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金融過度發達不是好事 FT
金融有可能過度發達嗎？遭到金融危機餘波沖擊、對金融機構獲得紓困感到氣憤、對金融業的優厚報酬惱火、對一再出現的不法行動感到震驚、對應當負責的人不受懲罰感到震怒的大多數普通人，很容易回答“是的”。
持這種觀點的不只是他們。學者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等有影響力的國際機構的人員也認同這一點。金融是有可能過度發達的。更重要的是，一些大型經濟體正處於這種境地，其中包括日本和美國。
金融活動的角色很容易招來質疑。畢竟，在2012年1月和2014年12月之間，各金融機構向美國執法機構支付了1390億美元的罰金。更為根本的是這樣一個對比，在1998到2014年間，金融業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平均占比達到7%，在利潤中的平均占比則達到了29%。
有組織的社會提供了兩條致富之路。正常的方法是行使壟斷權。在歷史上，對土地的壟斷控制（通常通過武力攫取）是獲取財富的主要途徑。競爭性市場經濟提供了一種就社會而言更為可取的替代方案：商品和服務的創造和生產。
不過，從市場中抽取租金也是有可能的。具備復雜性、能獲得隱形補貼的金融業處於採取這種做法的絕佳地位。但這種做法不僅會把金錢從大量較貧窮的人群轉移到少數更富裕的人群手中，還會嚴重危害經濟。
這是篤信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Chicago Booth Business School)教授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在美國金融協會(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的主席致辭中所主張的觀點。金融業造成的危害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損害：比如，一場不可持續的、由信貸推動的繁榮。另一種是對金融安排的信任崩潰所造成的間接損害，其原因包括危機，普遍存在的“欺騙”，或兩者皆有。
津加萊斯教授強調了間接成本。他認為，在公眾憤怒、租金榨取乃至更高程度的憤怒之間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當公眾的怒氣足夠大的時候，就難以維持合約得到迅速和不偏不倚的結算。如果沒有公眾的支持，金融人士就必須尋求政治保護。但只有那些獲得大筆租金的機構才有錢進行游說。因此，面對公眾的憤怒，只有“抽租”的金融機構——尤其是那些實力最強的銀行——得以存活。這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劇了公眾的憤怒。
這一切都不否認金融對於任何文明、繁榮的社會都不可或缺。相反，正是因為金融非常重要，金融業的不當行為才如此危險。的確，有大量證據表明，信貸相對於GDP增加，在最初階段有助於經濟增長。
但是，一旦信貸與GDP之比超過100%左右，這種關系似乎就會逆轉。其他研究員已經表明，信貸快速增長是重要的危機前兆。IMF在近期一份報告中採用了技術含量高於信貸比率的金融發展指標。該指標表明，金融發展確實在加快，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它還顯示，在觸及某個關鍵點後，金融將損害經濟增長。
進一步的調查表明，這種負面影響集中在“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上。該指標衡量創新速度以及勞動力和資本利用效率的提高速度。IMF特別提出，在觸及某個關鍵點後，資本配置和企業控制的有效性將出現偏差。因此，金融影響對企業治理質量的沖擊是一個重要挑戰。
休斯頓，我們有麻煩了。我們有大量證據證明，金融過度發達將損害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扭曲收入分配、動搖人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心、催生政壇腐敗，最終導致爆炸式而且幾乎肯定無效的監管增加。這應該讓所有人擔心，尤其是那些最相信競爭性市場的道德和經濟優越性的人。
那麽，可以採取哪些對策呢？以下是一些初步答案。
第一，道德是重要的。正如津加萊斯教授所主張的，如果投身金融的人被慫恿去相信，只要有本事逃避懲罰，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那麽信任就會被打破。對充斥著利益沖突和不對稱信息的市場進行監督，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一般而言，我們並不以這種方式去監督醫生，因為我們信任他們。我們需要能夠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去信任金融家。
第二，減少對過度融資的激勵措施。遙遙領先的最重要激勵方式是利息抵稅。這種待遇應該被終結。從長遠來看，很多債務合約需要轉變為風險分擔合約。
第三，擺脫“大到不能倒”以及“大到不能判刑”的思想。這兩者是相互伴隨的。擺脫“大到不能倒”的最簡單方式是大幅提高全球系統重要金融機構的股本要求。
此舉會促使很多金融機構選擇分拆。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對公訴後果的擔憂應該也會消失。我個人認為，應該更進一步，剝離金融體系的貨幣職能，也就是引入“狹義銀行業”，以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來支持活期存款。
最後，各方都必須理解推動所有這類“承諾市場”的激勵機制。由於一些人不在乎是否信守承諾，甚至不在乎交易對手方是否根本不理解承諾的內容，這些市場有巨大的腐敗空子可鑽。
如今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金融，而是更好的金融。沒錯，這也許意味著最終結果是大幅減少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