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東加薪令看台灣凍薪及農業外勞迷思 UDN

2014/10/15 wwchu 台灣經濟/政策評論

http://www.udn.com/2014/10/13/NEWS/OPINION/OPI1/8995202.shtml

聯合報社論,2014/10/13
為打開台灣薪資停滯的困境,立法院最近初審通過行政院所提的「加薪條款」,凡中小企業為員工加薪,可享受折抵三成營所稅的獎勵。與此同時,大陸廣東省發布的一則「調薪指令」,則讓我們從隔岸看得瞠目結舌;這則指令要求該省企業今年漲薪幅度須在三到十四%之間,基準線為九%。簡言之,經營效益達到同業平均水準的企業,以加薪九%為原則。

兩則新聞對照,映現出強烈的反差。在台灣,許多產業薪資長年凍漲甚至不進反退,而政府挖空心思祭出「你加薪,我減稅」政策,希望藉由政府減稅的方式,來刺激企業加薪。問題是,犧牲全民稅收來補貼若干企業,似難謂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因此引發批評。相對的,廣東省直接下達指令,要求企業各自根據營業狀況決定調薪幅度,以九%為基準線,最低門檻為三%。這若發生在台灣,企業主恐怕要罵翻天,指責政府無權干預調薪,甚至揚言關廠外移以為威嚇;但換在勞工眼中,如此爽快的加薪法,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這是廣東省首次發布區間形式的加薪指令,其中並根據各行業的狀況訂出不同幅度,以建築業為最高,金融業最低。通知中更明令:調薪應著重於提高工資偏低的第一線生產工人薪資,至於依靠國家特殊政策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行業,薪資已達平均水平三倍以上者,則不應再加薪。由此可見,其整體調薪的方向,除了照顧一線工人,也要平衡社會既有的薪資差距和不公。

廣東省的作法,主要是根據大陸國務院去年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而來。這項改革方案要求,各地的最低工資,到二○一五年須達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四十%以上。依官方規劃,為達此目標,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每年須調漲十三%。也因此,大陸各省市這兩年都在調升基本工資,上海、廣東、深圳更不斷互別苗頭;上海市今年一口氣調升兩百人民幣,奪下「全國最高」基本工資的寶座。

中國大陸近年薪資不斷攀升,幅度超過經濟成長率,甚至到了不惜犧牲經濟成長的地步;這種作法,恐怕是一味追逐低成本、低工資的台商所難以理解的事。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如果說台灣企業不可能接受像廣東省府那樣直接要求加薪的指令,那麼反過來看,政府用「你加薪、我減稅」的手段來鼓勵企業加薪,難道就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台灣平均薪資退回十五年前的水平,就業市場猶如一攤死水,又難道是正常現象?

台灣的薪資為何長年凍漲,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中,有產業創造力衰退的因素,也有勞雇條件不對稱的因素,更有政府政策錯誤和應對失靈的因素。無論如何,政府最後退到以「減稅」為誘因去鼓勵企業加薪,恐怕已走至窮途末路。近些年來,政治力處處干預行政、欺壓行政,弄到行政官員畏畏縮縮、動輒得咎;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有官員膽敢指出什麼企業、什麼行業壓榨勞工,什麼產業應該調薪幾趴方才合理,恐怕也只會遭到圍剿,誰會遵從?

除了行政部門決策能力的弱化,更嚴重的,是執政者對企業經營者的過度依順。以外勞的進用為例,台灣目前引入外勞人數已經突破五十萬人,遠超過當初設下的卅萬門檻;然而,這個便門仍不斷為企業源源而開。最近農委會更宣稱,擬於明年開放「農業外勞」,以為這就是台灣農業最後的救星。

事實上,這種不斷引進廉價外勞的思維,正是導致台灣產業滿足於低成本、低效率經營的最大病因。試想,外勞的引進,讓企業主享用了低價勞工;然而其外部成本卻要由社會共同支付,包括就業機會的排擠、抑低薪資的彈性,以及逃逸外勞變相占用就業機會等。以農業外勞的引進而論,由於農業需工的季節性變化,農委會計畫採「派遣工」方式進行;如此一來,對農村工作機會將造成全面侵占,也意味目前許多由農家婦女擔任的採收工作將被取代,其補貼家用的功能也被剝奪。請問,不讓雇主提高工作報酬,卻教低價外勞來填補,算是振興農業的聰明之計嗎?

像廣東省這樣直接訂定企業加薪準則,看似威權手段,卻是站在廣大勞動者的立場著眼,解決社會的貧富不均。反觀台灣,要用犧牲全民稅收的方式來補助企業加薪,彷彿那不是企業的責任,這究竟是民主政治的代價或自由經濟的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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