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課程議題提要十二 2014/5/29
後進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時，應該在何種程度上依賴公營事業？我們該如何看待公營事業的角色？
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政府應避免設立公營事業，因其必會帶來政商勾結及尋租行為，企業也會僵固無效率、因壟斷化而阻礙發展。該學派認為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的理論。是否合理？
結構學派是從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觀點來看此議題。即經濟越落後（私人）投資風險越高，越需要將投資風險社會化，而國家以公營事業來擔綱就是一種方式，如台灣；而南韓政府以高度干預的方式扶植特定財閥來擔綱則是另一種方式。這說法是否合理？
有些論述將公營企業與當時的政權相連結，如中共稱國府成立的資委會公營事業是「官僚資本」或「官僚壟斷資本」，台灣民主運動興起後把公營事業稱之為國民黨「黨國資本」。是否可稱這些為「為政治運動服務」的論點？（或稱革命話語？）
台灣與南韓情況對比。台韓的「公營企業─集團企業─中小企業」相對比例有相當差異。台灣的「公營企業─集團企業─中小企業」力量對比較為均衡，而南韓政府以高度干預的方式扶植特定「財閥」來擔綱產業發展政策，因而有些大財閥成果卓著，然而財閥比重日高。如何評價？同時這力量對比會不斷變化，如何評估？這也牽涉政商關係對產業結構長期影響的問題，以及在產業範圍之外的對政治與社會的影響。
國民政府在戰後台灣是否有清楚的關於民營企業的政策？其在戰後台灣是否一直經營壟斷性黨國資本主義？台灣戰後第一代資本家的出身顯示了什麼？
如何超越「為政治運動服務」的角度，而採「後進國家追求發展」的視野進行探討？我們是否習慣於「無時空限制的普世性理論」？時空的限制、時代的精神、組織的目的、社會對組織的監督等因素，是否限制既有公營事業相關理論的「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