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反思經濟學
政观荐书 | 形塑国家：一个国家结构形式的供给侧理论
原创 政文观止 政文观止Poliview 2020/6/2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ODY0MTQ1OA==&mid=2247487276&idx=1&sn=adfde40d2a5008d3d76c9bd169ec85aa&chksm=eca3fe71dbd477673eeaaf27fd6086956d06902bf73d2da12b47c797c84d689725d795711eaf&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92976968809&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t%2FD4ZVWW1X0O%2F%2BEXLNgDew%3D&pass_ticket=NzxUQDQmYz6S%2FrGXjZHoSHslfrZHE0utNttovFNpsulilLh6%2BzapcUV1penS7kHh#rd Daniel Ziblatt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他主要关注欧洲的政体变迁、国家建设问题，本文所介绍的《形塑国家：联邦主义之谜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形成》（Structuring th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Puzzle of Ferdeartion）正是脱胎于Ziblatt的博士学位论文。 世界200多个主权国家的结构形式基本可以归为联邦制与单一制两个类型。一直以来，关注现代国家形成的学者更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现代官僚体系的构建和各类政体的组织上，相比之下，对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结构形式选择的讨论并不是那么丰富。在何种条件下，国家要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政治单位？当组合为更大的政治单位时，为何有些国家形成了单一制，而有些又形成了联邦制？Ziblatt的这本“形塑国家”对这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Ziblatt认为，在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次国家政治单位的基础性能力（Infrastructure Power）是解释国家结构形式选择的核心因素。这一理论跳出了基于文化、意识形态、军事能力等需求侧角度对国家结构形式构建的解释，而关注了国家结构形式构建的供给侧——次国家单位是否有能力维持联邦体系的运转。
张军：原创性理论需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20/6/1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g5MTYwNw==&mid=2651636981&idx=1&sn=9585997792f075ce8230cd3aef077792&chksm=8bcaef0dbcbd661b0716ecc05abadfc1777309940990098d66212b0ae9d8b2a5b4a76e342b9f&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92391897704&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ktS0VidZNSjbFlIuSMRh60%3D&pass_ticket=NzxUQDQmYz6S%2FrGXjZHoSHslfrZHE0utNttovFNpsulilLh6%2BzapcUV1penS7kHh#rd 今天我想谈一下中国经济的研究，通过阅读大量的中国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两大类。 第一类文献通过使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去验证已有的一些理论或推断的理论假说，这类文献所占比重相对较高。… 第二类文献从观察到的中国的重要经验现象出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或原创性的理论。这类研究相对较少，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重要的经验现象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能否观察或捕捉到这样的重要现象决定了我们提出原创性理论的概率。这一方面跟经济学家本人的修养和训练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直觉成分。张五常先生常讲，他一生是有几篇文章可以传世的，这个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份。那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基于难得一遇的重要的现象而写就的。
梅俊杰丨从赶超发展角度重新认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梅俊杰 CPEER 2020/6/1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ODY0ODM2Ng==&mid=2247491025&idx=1&sn=f7e3fe32c28fb20db21aaecb6539d3b6&chksm=e99cda10deeb53069f582745a69edc540fedb833754d040cfd4c58a0de3b561d5c09921b15e9&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92188475715&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pw5IWvc%2FYL5FnNX99khfIQ%3D&pass_ticket=09ugS9FpV90Z0BFFhiKbxbTjkrTfNr4VvjRQrhpCGAyGA827BKZs9dgtnorurgA3#rd 摘要 世人多从关税保护、政府干预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其学说，这固然不错，但显然并不全面。实际上，李斯特站在落后国立场上，早已构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赶超发展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落后国赶超发展的需要，系统提出了发展阶段论、生产源力论、幼稚产业论、国家干预论、经济规划论、产业协调论、交通优先论、非经济因素论、科技作用论、分工合作论、社会资本论等一系列超前的经济思想。况且，当为现实赶超需要而挑战斯密学派时，李斯特在长远发展方向上并未放弃稳健的自由主义追求。他始终把贸易保护当作通向自由贸易的一个阶段，反对不讲条件、过犹不及的保护主义；在强调经济民族主义时，他也依然倡导国际经济联合；在重视国家对赶超发展的关键作用时，他又处处谨防政府越俎代庖的过头行为；等等。以宽广的赶超发展为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李斯特及其学说，并从中吸取切合当今发展需求的现实启示。
乔治·阿克洛夫：过去60年宏观经济学的教训 | 比较
原创 比较 比较 2020/6/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QxNjQ2Nw==&mid=2650701664&idx=1&sn=9c4002a7ef7b08081b0e4e0558a76b64&chksm=8854e21cbf236b0a55b445c8c9bd3abf926bbbe30fd968aa50a944b21dc6f5db22adf0d855d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91528895777&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n8FvoHiuTyvJH7ZjE7zCSc%3D&pass_ticket=Xr3T5X9U5bEKtO3e5GZN5X88EpnftZO9BDCKtutBv%2BGWhBdpKrUxAqCD99jNvrRZ#rd 2001年诺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回顾了过去60年宏观经济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原文发表在《比较》第106辑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主要教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应对经济衰退，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几十年，事关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也即维持充分就业，而不是陷入大萧条。我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麻省理工学院保罗·萨缪尔森的领导下，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又译坎布里奇）取代了英国的剑桥，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于是，22岁的我把传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立下这一志业对我个人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从那时到今天，已然过去了57年。
诺奖得主阿克洛夫：经济学的傲慢与偏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AzNDE4NA==&mid=2650985683&idx=1&sn=df8e21699bed9975a3687d2ffb466e4f&chksm=807c46f4b70bcfe242e520a87f3813be1923a772bcb9fad9917229c3daf58e4efa8c54b6590f&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91232818199&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oHhAkuIO1Bjg9dJBcapgs4%3D&pass_ticket=CPtxBDWGekthPaieEWz0eROr%2F7N8jebdEGurhYFF%2FDJZTqtUhvstOYBtg0pLAA7N#rd 原创 聂辉华 聂辉华教授 2020/6/3 【按】前几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参与了一次关于经济学文章匿名评审的讨论。我的观点是：文章好不好，先看主题；如果主题足够好，技术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很多年轻审稿人就喜欢找技术上的问题，比如内生性、指标不合理，理论模型假设不合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内一流期刊的论文“精致地平庸”。希望学术界有所改变。参与讨论的几位青年学者中，王永钦教授比较赞成我的观点，相对而言包特教授和徐轶青教授更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当然谁都不否认主题的重要性。今天，我看到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发表于JEL期刊的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他的观点与我们的讨论主题高度相关，因为选题就是“重要性”的一个方面，而技术则是“硬性”的主要表现。那么，阿克洛夫是怎么看待两者的取舍呢？我翻译了他文章的主要内容。由于是浏览，因此一些地方可能翻译不太准确，请以原文为准。——聂辉华 2020年6月3日 索引：Akerlof, George, 2020, “Sins of Omiss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0, 58(2), 405–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