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反思經濟學
绝对主义国家与现代性：源自欧洲的现代国家，如何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经济观察报书评 2020/10/22 作者=郭台辉 本文原题为《四种绝对主权形态的时空架构——评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 来源=《社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5NTI4Mg==&mid=2656652180&idx=1&sn=cf3538584dbe52516d3ab7a1b75afbfe&chksm=bd621b498a15925f6e2a8f27d57f145b4ae6583a65e347dfaaa3d9e617a9f3bc0c00135f97dc&mpshare=1&scene=1&srcid=1023qU4O2ACWJDc0Bsx11dn6&sharer_sharetime=1603420678861&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gmUwLC%2Bh7mf8boc0em8LqM%3D&pass_ticket=5ua3NA3CmZ0mRWFEbvBMyuS4vcC0mJ%2Fx3Hv3xxYHterY2KLlv5l9ALdpAxz%2B0Vda&wx_header=0#rd
第365期 | 逆流而行：隐形发展型国家在美国的崛起
原创 Fred·Block 实验主义治理 2020/10/2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E0MjQ1Nw==&mid=2650323887&idx=1&sn=acc363a3d8a3e98072f95d48d53550af&chksm=beb61cf989c195ef792a925ad243797125c75c5f285055fef444fb16f8774176776a14c22796&mpshare=1&scene=1&srcid=10234DQBfvVIW92lH2D5qav2&sharer_sharetime=1603416537116&sharer_shareid=e23823d28af965bb971fe12a9fbd24fd&exportkey=AlAHdQ3Inz0AKdLEcBHsOyo%3D&pass_ticket=5ua3NA3CmZ0mRWFEbvBMyuS4vcC0mJ%2Fx3Hv3xxYHterY2KLlv5l9ALdpAxz%2B0Vda&wx_header=0#rd 编者按： 国内外一直存在着是否应该有产业政策的争论，其背后是关于国家是否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产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其中，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信奉产业应该由市场决定而自由发展的典型代表国家。但是，弗雷德·布洛克（Fred·Block）的分析告诉我们，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市场原教主义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存在着一种“隐形发展型国家”，即使美国的两党政治辩论和媒体都不承认它的存在。具体来说，美国呈现出的是一种“发展型网络国家”，直接体现为高级研究计划署的建立与运作，以及一系列助推产业发展的法案或计划等（近日，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发布了《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强调技术战略与国家战略相统一，并将《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提升为目前最高优先级的战略，通过“推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NSIB）”和“保护技术优势”两个支柱，继续保持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不同于二战后东亚出现的“发展型官僚国家”，“发展型网络国家”旨在帮助企业开发尚不存在的产品和创新，如新软件、新生物技术或新医疗仪器等，涉及公共部门官员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以确定和支持最有希望的创新途径，包括四个各具特色但又重叠的任务或行动：目标资源配置、开放窗口、经纪活动和助推。“隐形发展型国家”对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着局限性：民主赤字和无效的助推；不稳定的资助；知识商品化；缺乏协调；低端劳工路径。在文章最后，布洛克提出改革美国的“发展型网络国家”有四个重点目标，包括创造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来组织和管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将社会包容政策作为推动高科技社会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扩大公众对技术变革方向讨论的空间；重新部署研发资金。尽管布洛克讨论的是美国的“隐形发展型国家”问题，但对我们思考国家、市场和产业发展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作者对美国的“发展型网络国家”的局限和改革建议的分析，值得阅读和思考。例如，作者以谷歌为例提到，如果一项法律要求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公司将5%的股份给予公共部门信托基金，这一举措将创造一个强大机制，支持未来发展政策的资金支出及其他政府计划。最后，本文作者值得进一步介绍。弗雷德·布洛克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社会学教授，被普遍认为是世界前沿经济和政治社会学家之一，并被认为是卡尔·波兰尼的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引自维基百科的介绍），其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The Vampire State》、《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和《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与Margaret R. Somers合著）等。
兰小欢: 记录与发表
原创 兰小欢 文短图长 2020/8月20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2NDkxNw==&mid=2247483794&idx=1&sn=9c27f69e5212c3a0998bb4cad306b2b6&chksm=a6c60e2891b1873ee9f7726d1d9934cfd30a146b743320d2209ce65e8f7757d9867e172766e2&mpshare=1&scene=1&srcid=1018t3peocuSqlUowiSBi5rE&sharer_sharetime=1602988883055&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j%2F9MtvFaXum%2Bp79q5dRxYs%3D&pass_ticket=evjQtuReHAU0Imo%2Fp43JBN0RiQB2a0l%2FduZpy2BBut4bh7M8wk3shTdS5OrFNTh8&wx_header=0#rd …..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与对美国经济的研究相比，各方面差距都很大。其中一项差距，就是缺乏对一些重要事实的详细梳理和文献记录。就拿拖拉机和役畜来说，美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非常多，从历史到现实，方方面面都有详细记录，所发表文献的时间跨度约六七十年，至今不衰。而我国经济学界在这方面的文献就非常少。原因之一跟数据可得性有关，我们研究中用到的大量历史档案，不少是近十年才解密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发表和评职称的时间紧、压力大，大家不愿意花功夫去整理原始数据。我的经验是，前期数据清理确实很花时间，但从整个研究的发表周期看，前面工作做实了，后面时间也就缩短了。 建国以来发生过很多经济大事，还没有被系统的记录下来。某些事也许说起来大家都听说过，但把相关数据清理出来，变成扎实的文献记录，还太少。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有意义，值得做。就算只讲研究和发表策略，做这样的工作，竞争的人也会比较少，发表起来可能反而比较容易。 最近两年，很多部门都在推进数据建设工作，各地档案馆的开放力度和方便程度也都有提升。希望更多同学和同行能看到这些机会，深入挖掘和记录本土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别着急跑回归，也别着急验证特定理论，选取一个重要事件，在挖掘和记录数据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加深理解，会产生各种疑惑，这些疑惑都会变成丰富的假说。
The public’s business
by Dani Rodrik on 13th October 2020, Social Europe The public’s business Stakeholder capitalism’ has been promoted to balance the market and society but ultimately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make firms more democratic. Fifty years ago, Milton Friedman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articulated w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Friedman doctrine: ‘the social […]
第303期 |崔之元：对黄宗智教授“建立带有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点评”
崔之元 实验主义治理 2019-11-0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E0MjQ1Nw==&mid=2650323111&idx=1&sn=085b0b182a30389390c78e3bd87941ab&chksm=beb61ff189c196e7ca0d8a6f227f72bb1c0929389fe694aa812d10350f3f34bde1336be3e1b0&mpshare=1&scene=1&srcid=1008KfqP7KDtYgujG3RgTG6B&sharer_sharetime=1602165982092&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hoy5%2FNNn%2FC4AGVHk69Uqug%3D&pass_ticket=C%2BuljmS0%2BdY3nlghHw%2B22I%2F5UsenoLC4h%2B1W0xn9j%2Fr%2BIVgz4tLVh4PlgzMG%2BhVy&wx_header=0#rd 编者按：本期发表崔之元对UCLA黄宗智教授“建立带有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论文的点评的PPT。点评赞同黄教授的“实践社会科学”观点，并补充强调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是没有“前瞻性”的价值观,而是对“目的”或“价值观”有全新的理解。杜威认为，不仅实现给定目的的手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而且对目的或价值观本身也需要不断深化认识和调整。价值观不应是完全主观任意的，也不应是超验的。近几十年年来，哈佛大学数理哲学家Hilary Putnam系统地重新阐释和发展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手段-目的相互调整“的哲学，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一起把突破”事实/价值两分法“运用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Putnam批评了哈贝马斯企图给民主建立超验(transcendental)基础（即通过“理想的话语行为”）的努力，但强调实用主义确实大力弘扬非超验的民主价值观，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对民主价值观本身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