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6 · · Categories: 中國經改─金融

2017-05-15 房地产投资融资俱乐部

央行在《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用一个专栏,较为详细地向大家解释了市场关心的所谓“缩表”行为。已讲得非常全面,但篇幅不长,有些朋友可能还意犹未尽。为此,我们在央行报告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数据,给出更为详尽的分析。本报告一方面解释了我国央行缩表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也对未来的货币政策做出预判。

http://mp.weixin.qq.com/s/YWXWqhe2mwuWueRsJAS1BQ

 

2016/05/10, 關鍵評論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9188
原文來自 2016/5/7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698239-across-world-politically-connected-tycoons-are-feeling-squeeze-party-winds
TWO YEARS ago The Economist constructed an index of crony capitalism. It was designed to test whether the world was experiencing a new era of “robber barons”—a global re-run of America’s gilded ag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Depressingly, the exercise suggested that since globalisation had taken off in the 1990s, there had been a surge in billionaire wealth in industries that often involve cos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such as casinos, oil and construction. Over two decades, crony fortunes had leapt relative to global GDP and as a share of total billionaire wealth.

2015-11-04 赵忆宁

http://mp.weixin.qq.com/s/bZZFLbmNpw8rHSCr0Cqdlg

路风:关于大飞机的重新讨论是在2003年,这一年政府换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给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写信,提出要重新启动研制国产大飞机的建议。
自“运十”1985年下马以后,这个话题1990年代曾经被重新提出过,业内人都知道,那时国务院主要领导曾经明确说过:本届政府不考虑大飞机。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在痛苦的改革时期,大量的国防工业由军转民,此后,中国国防工业经历了20年艰苦的转型。
为什么大飞机又被再次提起呢?
有两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件事是1996年台海危机,紧接着1999年,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触痛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敏感的神经。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飞机被重新提起。 More »

2017-05-06 · · Categories: 反思經濟學

原创 2017-05-05 威廉·鲍莫尔 比较

http://mp.weixin.qq.com/s/BFNFsXsyra6Qe4Cph-nCpQ

美国时间2017年5月4日,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与世长辞。威廉·鲍莫尔,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荣休高级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著名“鲍莫尔病”的提出者。在企业行为理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产业结构理论、竞争政策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我们曾出版过他主编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他的专著《创新:经济增长的》《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本文原载《比较》第29辑,全文共计18068字。

本文将提出一系列不同的假说,我认为,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其实,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会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的回报结构。因此,本书的核心假说是,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或者他们的目标,正是游戏规则决定着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当然,游戏规则及其他相应环境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家群体的构成,甚至改变其规模。本章我们将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不断变化着的企业家群体的才能配置上,而不是它的规模和构成(对这一基本假说的极好的分析,参见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0]的独立推导)。

该基本命题如果能够得到证据支持的话,那么它对于增长政策的制定就有重要的含义。

2017-05-05 · · Categories: 反思經濟學

2017-05-04 渠敬东 社科大师

http://mp.weixin.qq.com/s/b7E2dmyqPO59t3p63LSBdA

答:我说过,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在三个方面下苦功夫:一是全面培育自身对中国社会经验现实的感受力,消除学科之间的芥蒂,触类旁通,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二是必须对西方学科分化的学理根源和历史脉络加以深刻检讨,系统整理各研究领域的学术传统,明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在其中的位置;三是从大学教育入手,吸取基于现实经验感的人文教育的要素,不要只用观念来哺育人心,而是应该让人心在活跃的现实空气中成长。

但这里最关键的,还首先是“教师”的培育,若不能成为合格的学者,教育也是妄谈。总之,大学是实现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地方,不是播撒政治意见的地方。在这方面,确实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对前面两点我还可以具体讲一讲。之所以检讨西方学术的学理根源和历史脉络,原因之一是今天我们的学问设置大体采用了现代学术的设置,这其中也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实处境中所纠结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也正是西方现代的问题,所以,除了我们要检讨自己的传统外,必须也要从西学中找到问题的根源。

不过,这不能靠所谓的“国际接轨”思路来解决。我的意思是说,“接轨”应该接的是具体经验和思想传统的轨,而不单是纯粹制度的模仿和学术时髦,学习人家的制度,得考虑这些制度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具体问题。 在我看来,花大量精力去搞清楚西方早期现代政治和社会的构成形态,倒是一件更重要的工作。

回到现代的基本问题上去,考察现代社会形成期人心的形态,社会形态、国家形态、政治形态、宗教形态等等,才能发现真正奠定西方现代核心问题的那些源泉是什么,脉络是怎样的。这个对讨论今天中国的实质问题更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