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20

By Paul Krugman.  nytdirect@nytimes.com

(在這篇文章裡,Krugman再次挑戰「政府舉債是債留子孫」的說法,並指出美國保守派最不能容忍他挑戰這點,雖說共和黨政府一再大幅減富人稅,其實也是大幅增加政府赤字及債務,但這樣的舉債卻不會受到保守派的反對。顯然這是很政治性的議題。

台灣超額儲蓄極為龐大,然而「合宜的」基礎建設卻甚為滯後,例如台北捷運的建設因受制於預算而進展緩慢,同時,政府舉債受到高度限制,這意味著保守的看法在阻礙我們將自身龐大的儲蓄,運用到需要的建設上。)

I get a lot of hate mail; in fact, I worry if a column doesn’t generate a big backlash, because it suggests that I may have been off my game. But it’s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generates the most hate. In general, writing “Donald Trump is a terrible person” gets a sort of collective shrug; who isn’t saying that these days? The real vitriol tends to come over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In particular, I don’t think anything I’ve written has angered as many people as my declaration five years ago that debt is money we owe to ourselves — a point I naïvely imagined would be self-evident once people thought about it. But it turns out that challenging the notion that government borrowing imposes a burden on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deeply offends many people, even though that notion makes very little sense. More »

2020/04/09

      山田周平:在半導體電路的光刻設備領域屬於世界最大製造商的荷蘭ASML的業績保持強勁勢頭。儘管2019年半導體行情惡化,但仍實現營收和利潤的雙增長。這明顯與半導體代工領域世界最大企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簡稱台積電、TSMC)在世界半導體供應鏈中建立無法替代的地位有關。

https://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39893-2020-04-08-05-00-01.html

疫情造成失業,而這帶來的影響廣受關注。先以美國為例。根據4/8紐約時報報導,全美國慈善性的食物銀行近日來面臨挑戰,對它的需求急速擴大,而捐獻卻大幅降低,以至於其難以滿足需求;該報導標題即是‘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Cars Line Up for Miles at Food Banks(排隊等候領取免費食物的車子綿延數里)。三月下旬美國近千萬人失去工作。美國儲蓄率甚低,根據美聯儲最近的調查,若必須突然支付400美元的額外支出,有四成美國成人沒有足夠儲蓄來支付。在此疫情中,聯邦政府雖已答應給予現金救濟,但還是緩不濟急。
台灣以高儲蓄率著稱,而近年來因投資不振,因此超額儲蓄率更是超過一成。照理說充沛的儲蓄應能有助於家庭因應衝擊。然而,台灣家庭所得分配的不均程度雖然上升有限,但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收入最低的20%家戶,其儲蓄率早已成為負值。他們的處境令人擔憂。
下文引自我書《台灣的不成功轉型》頁94-95:
從1976至2018年來,家戶五分位所得組各組的年平均儲蓄率中,最低20%所得組的情況快速惡化,該組平均儲蓄率在新世紀之前一直保持正值,在1990年代平均仍能達到7.5%,然而從2001年開始出現負值,在新世紀前十年平均儲蓄率為–2.5%,近十年則為–6.7%,即已是舉債度日!
最高20%所得組的平均儲蓄率則微幅下降,僅從1990年代的平均39.5%,進入新世紀至今仍達35.7%,該年最高20%所得組的儲蓄占所有家庭總儲蓄額的比例升至66.8%。如此差距經年累月必然帶來財富累積上的巨大差距,表4.3顯現2000至2018年這19年以來,最低20%所得組家庭所累積的儲蓄總金額為–3709億元,而最高20%所得組家庭的總儲蓄金額累計為19.4兆元。這所涉及的不只是不均度的上升,更顯示從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低20%所得組家庭已陷入不斷累積債務的嚴峻困局。
表4.3戶數五等分組最低與最高20%家庭所得組儲蓄總額,2000-2018(新台幣億元)

2020-04-06 01:17 聯合報 / 聯合報黑白集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4470175

自政府下達了口罩出口禁令後,兩個多月來,台灣的防疫主軸一直圍著口罩打轉。從出口禁令,到政府統包統發增產,到實名制發放,到2.0版和3.0的網購,再到蔡英文捐一千萬片口罩「打國際盃」,一路都是口罩。

但口罩只是防疫戰的一環,我們一直耽溺於口罩議題,會不會忽略了更重要的事?以疫苗及快篩技術的研發為例,中研院團隊上月即研發成功十五分鐘的快篩試劑,台大後來推出一款卅秒的快篩儀,工研院則設計出迷你手持型「核酸快篩」,國衛院也推出十分鐘快篩試劑。既有這麼多厲害的成果,為何疫情中心不能用來提升我們的檢測量能,甚至連每日千人入境的普篩都做不到?

疫情正在全球急速擴散,醫療、檢測設備的研發都是在跟時間賽跑,誰能更快速利用新科技新儀器,誰就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照理說,以台灣的防疫成績和生技專業,應該能為全球盡一份貢獻,為何至今連國內確診者的治癒率都還偏低?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李鍾熙近日就感嘆,我們目前所謂的「國家隊」,僅口罩有產業參與,生技界卻看不到產業在防疫鏈上的角色。這個問題,究竟是經濟部門領導人的眼光侷限所致,或是政府為防疫紓困忙到無暇顧及其他,令人好奇。

在這場全球疫病大流行中,台灣固成功地防守了城池,但如果我們只講究口罩分配和產製的進化,可能會錯失科技抗疫戰的進程。

2020/4/5

《華爾街日報》2020/3/21有一篇報導〈韓國如何得以實施全球最高效的新冠病毒檢測戰術〉,指出韓國每200人中就有一人受檢,使得疫情得到控制。2月4日,韓國政府批准了其首款檢測試劑盒,製造商為首爾的Kogene Biotech公司,當時韓國僅報告了16例病例。…經過10天審核後,另外三家供應商也很快就獲批開始生產。這為韓國應對最壞的情況做好了準備。
另外的報導則指出,在1月下旬武漢疫情剛剛傳出之際,南韓總統立即召集這些相關生技公司主管,要求他們盡快發展出檢測試劑。基於之前MERS的教訓,這些公司也早已做了相關研究與準備,因此能很快因應,而政府也立即審核,使其能盡快上市。
這個案例顯示韓國的產業政策機制仍然能夠積極有效的運作,既有助於立即有效地防疫,也有助於當地生技產業的發展。如我在《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書中指出,韓國社會對推動經濟發展仍有共識,政治人物仍維持推動發展的意志,產業政策機制仍繼續成功運作,此次防疫檢測劑的故事就是一個佐證。這是韓國與台灣不同之處。

另有兩篇報導可參考: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