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Megalopolis: how coastal west Africa will shape the coming centu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oct/27/megalopolis-how-coastal-west-africa-will-shape-the-coming-century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Africa will be home to 4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 and nowhere is this breakneck-pace development happening faster than this 600-mile stretch between Abidjan and Lagosby Howard W French
高层到底怎么决策? 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卸任后思考 | 文化纵横
江小涓 文化纵横 2021/5/8 https://mp.weixin.qq.com/s/VIeXC2q4kt4VV3_ZaNkopQ 2004年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赴任新岗位时，去向院里一位老领导请教，请他指点如何做好新的工作。他看我踌躇满志的样子非但不鼓励，还严肃地对我说“不能把新岗位视为展现你理论水平的舞台，你去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收起你的想法，认真虚心地看、听、学和悟。”这个提醒相当程度上端正了我对新岗位的基本心态，算得上是给我上了“入职第一课”。2011年我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行政工作经历不是本书的重点，我也把握不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此，我还是谈一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体会和感悟吧。
复旦韦森万字长文：货币演变与经济新变局
徐瑾经济人 2021/5/13 首发于《读书》 https://mp.weixin.qq.com/s/vjOud3Q_TWae-hjOpqah4A 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迅速普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产、消费和交往方式，乃至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逐行为，都在发生一些潜移默化变化，各国的经济表现也产生了巨大差异。 这些变化是巨大的，但也是渐进的，以致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都对此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还在自己已有理论知识框架中来解释世界经济的变局和各国的经济增长。
新书丨章永乐《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三联学术通讯 2021/4/30 https://mp.weixin.qq.com/s/eAFFg1H6r91AfE8TBs1Aqg “门罗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学概念，倡导“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美国的区域霸权提供话语支持。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门罗主义”不仅在美国有了新的阐释方向，以服务于其对外扩张的政策，更流布出西半球、拓展至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理论旅行”。 本书正是对“门罗主义”话语传播史的考察，重点梳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认识与使用——美国如何在“门罗主义”的伪饰下实行“霸权主义”乃至“殖民主义”；德国如何将“门罗主义”与“大空间”“中欧”等概念结合，最终走向纳粹主义；日本如何以“门罗主义”为参考，形成“大东亚共荣”的概念，以行侵略之实；在中国，“门罗主义”话语如何在反满革命、军阀割据、抗日反殖民的不同形势下，发展出不同样式，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对之加以利用或排斥的。 章永乐从政治史角度全面考察“门罗主义”话语的“全球化”变形，提供了一幅颇为整全的“门罗主义”历史图景。在这种历史图景的描绘中，不仅含有19世纪以来对世界秩序的思考，更契入了章永乐自《旧邦新造》《万国竞争》以来深切的现实关怀——中国未来需要一种怎样的全球秩序想象？这种想象又与霸权的“门罗主义”有什么不同？只有通过对自身与人类整体秩序的历史认识，才能为我们想象21世纪及其未来的全球秩序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刘守英等｜对近期农地改革的一个案例研究
CPEER 2021/5/5 以下文章来源于村庄与城市 ，作者村庄与城市 https://mp.weixin.qq.com/s/ODKId2fSEV8EaF0kztMpkA 在中国的不同类型地区，已经出现地方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改革集体地权结构和农业经营体制、提高农业绩效的努力。本文分析的上海松江区，就是政府利用农地的集体共有属性进行制度供给，通过集体内部的权利再安排与合约再议定，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以此促进农业转型和农业绩效提高的典型案例。松江创设的家庭农场，其经营权主体不同于市场化流转形成的家庭农场，它们仍然属于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其农地资源的利用资格、农业规模经营策略和接受的社会化服务均与“集体”密切相关，但是，这个“集体”又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集体特征，集体不再强制行使主体权力，而是利用乡村制度和合约在集体边界内行动，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集体村社[2]型家庭农场”制度。本文从合约视角分析特定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农民集体组织及农户合约背后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一合约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一案例也提供了农地“三权分置”与合约结构重构的可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