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國際經濟情勢
如果失去华为，中国会怎样？
制造界 2020/5/21 以下文章来源于肖磊看市 ，作者Xiaolei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jE3MjQ4Mw==&mid=2649890570&idx=1&sn=c2a46f499614cf665684105b6fd4a513&chksm=8f4c94a6b83b1db09fe986320d83d4db428f14e59d8a120dbffe4054cd2d02eb7544d0ac4ed2&mpshare=1&scene=1&srcid=0521ZLTT2KeQpnLB739oUnT2&sharer_sharetime=1590466931215&sharer_shareid=fdf6fb144f0df529af9433126042f152&exportkey=AvpTUla74RLRWGw1%2BFsrsZA%3D&pass_ticket=bodKsPYLcxeJ1ChUs5qweXQcKjKltTj18dikAPT7QpalCd8rW4tdyKdr8q9sBm62#rd 如果你再去看看2018年给华为输送人才的大学，你就会发现，全中国最牛的23所理工科类大学，也可以说未来最顶级的中国理工科人才，仅2018年，就有4621名被华为收入麾下。 华为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家企业，而是中国人才、科技，以及教育等等综合实力的一个承载、发挥和蓄能池，一旦华为在国际市场失败，意味着中国企业吸引国内顶尖理工科人才的能力将损失惨重，甚至面临灭顶之灾。 也可以这么说，中国出台那么多吸引高科技人才的行政政策，其实远远比上建立一家像华为一样的科技公司有效。当然，各自有各自的作用，只是如果没有足够优秀的企业，对科技人才的吸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Krugman: We Should Help Workers, Not Kill Them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 unheralded success story. By Paul Krugman Opinion Columnist, May 18,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8/opinion/coronavirus-unemployment.html And the somewhat surprising fact is that we’re already doing a lot of that. The CARES Act, the $2 trillion disaster relief bill enacted in late March, greatly expanded both eligibility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the generosity of those benefits. And those expanded […]
现代货币理论的“能” 与“不能”?
钟正生经济研究 2020/5/18 编者荐语： 现代货币理论，被萨莫斯教授抨击为“巫术经济学”。对中国来说，从之初半含戏虐的”隔岸观火“，到当下泾渭分明的”冰火两重“，现代货币理论的主要政策诉求“赤字货币化”不经意间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理论是灰色的，但我们也许可以带着长青的眼睛来审视！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大金融评论杂志 ，作者钟正生 姚世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NDA3MzY1Nw==&mid=2247483650&idx=1&sn=f3504545958c8c175761cf5c660159e5&chksm=f94a3454ce3dbd428263b09f3a341d2b7bb1bfa338989454a35a1d13ed381a960e9975864ff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9791991257&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oAoqIqtJ1hg0%2FH0GESY8AE%3D&pass_ticket=mrc2iDmqVuV8DhBmqPsFGSNGm1eF2EhAK%2F0kYq7gft6No8ehfmVUvAdm0WVFFW%2Fy#rd
Mark Dincecco：国家能力、经济发展与历史角色 | 政观编译
原创 政文观止 政文观止 Poliview 2020/5/1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ODY0MTQ1OA==&mid=2247486965&idx=1&sn=d85ff52efa8773be304dca0956697025&chksm=eca3fca8dbd475be616a01255d59c4feda86eee8596265c3570283e8e31fbd8a4e63adaa2fc7&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9507939192&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lkRd8YTRAXvTPT%2B61pQdcI%3D&pass_ticket=mrc2iDmqVuV8DhBmqPsFGSNGm1eF2EhAK%2F0kYq7gft6No8ehfmVUvAdm0WVFFW%2Fy#rd 在当今世界，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而解释这些差异是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Acemoglu 2009,3-8）。此外，现代国家彼此之间的能力水平也大相径庭，而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挑战（Besley and Persson 2011, 1-2）。当然，在这两大现象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关系：图1展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汲取能力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历史可以显著地增强我们对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首先，从基本层面来说，发展过程关注社会制度这一结构对政治和经济交互的激励作用（Acemoglu et al. 2005, 388; North 1990,3）。不仅如此，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流变的（Bates 2017, 2）。因此，发展研究包括了对长期横向制度变迁的分析。其次，从现实层面来说，只有少部分国家（如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跻身发达国家之列（Bates 2017, 2-3, 115-16）。立足历史，能确保我们从国家内部和跨国比较维度对发展的长期过程进行深度研究。再者，过去十年比较政治领域在建立原创历史数据库和使用严格统计方法上发生了技术革命——这部分归功于经济史领域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Stasavage 2014a）。因此，历史研究能为比较政治中最深刻的辩论提供充分的解释。
271期 | 米德：福利国家中的贫困
詹姆斯-米德 实验主义治理 2019-03-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E0MjQ1Nw==&mid=2650322740&idx=1&sn=79047e26f338ed0ef07011e43e8a3bdb&chksm=beb6106289c19974cc719468624530eb63bbf55ba469d578ad60f7e4c63cc47858642fe7124d&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9159941449&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jJUWpeFv9%2FVH1YIyfhIx90%3D&pass_ticket=SgtbMz2DgbRLT2dtcrtBcJGeLiZ%2Fp2xbAwdKs0J4jdMd8eWZ9zxd3NnhblOV2Oto#rd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消除贫困。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贫困救助的三个保险福利体系： （i）对因疾病、工伤、丧偶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险”，（ii）帮助父母抚养第一个子女之后的所有子女的“家庭津贴”，（iii）对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工作、并且通过“社会保险”和“家庭津贴”的保护网之后仍然贫困的人的“补充福利”。在贝弗里奇（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设想中，“社会保险”和“家庭津贴”将解决大部分贫困人口的救助，只有少数人会需要“补充福利”。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英国仍然有大量的人生活在“最低收入标准”之下，英国各地区各部门的贫困救助体系繁杂无序，与贝弗里奇所设想的效果相差甚远：“社会保险”福利和“家庭津贴”的标准显著低于“补充福利”水平，以致许多因生病、失业、退休、残疾、丧偶、或虽有工作却要抚养大家庭的人需要“补充福利”才能达到“最低收入标准”。 因此，“补充福利”在“贝弗里奇报告”里只是“补充”，却在实践中成了“主角”，从而使英国福利国家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