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271期 | 米德：福利国家中的贫困
詹姆斯-米德 实验主义治理 2019-03-21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消除贫困。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贫困救助的三个保险福利体系： （i）对因疾病、工伤、丧偶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险”，（ii）帮助父母抚养第一个子女之后的所有子女的“家庭津贴”，（iii）对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工作、并且通过“社会保险”和“家庭津贴”的保护网之后仍然贫困的人的“补充福利”。在贝弗里奇（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设想中，“社会保险”和“家庭津贴”将解决大部分贫困人口的救助，只有少数人会需要“补充福利”。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英国仍然有大量的人生活在“最低收入标准”之下，英国各地区各部门的贫困救助体系繁杂无序，与贝弗里奇所设想的效果相差甚远：“社会保险”福利和“家庭津贴”的标准显著低于“补充福利”水平，以致许多因生病、失业、退休、残疾、丧偶、或虽有工作却要抚养大家庭的人需要“补充福利”才能达到“最低收入标准”。 因此，“补充福利”在“贝弗里奇报告”里只是“补充”，却在实践中成了“主角”，从而使英国福利国家陷入困境。
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 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本篇发表于“牛津经济论文”（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2年11月号的特邀报告(Sidney Ball Lecture)中，详细探讨了“贝弗里奇报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各种理论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住房保障体系因素，和财政支持因素。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简化整个福利、救助和税收体系，更好地保证每个人的收入水平至少达到“最低收入标准”的方案。对米德教授来说，这个方案的核心是“社会分红”。他具体提出了四种改革方案：（1）“未修正的社会分红”，（2）“负所得税”，（3）“最低收入保证”，（4）“修正的社会分红”。这四种方案都试图将当时存在的多种独立的社会福利计划、通过经济状况审查对贫困人口的救助、以及所得税，整合成一个单一的不矛盾的整体。米德比较了这四种方案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他认为“修正的社会分红计划”对分配的影响最为灵活，因而是这四种方案中最为理想的。但是，这一理想的方案的实现要经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在最初阶段，可以采取“回到贝弗里奇”的政策形式：对所有的“国民保险”（即前面所说的“社会保险”）福利和“家庭津贴”的支付不需要通过经济状况审查，并把这两项福利的水平提高到“补充福利”的水平，在此条件下，如果所有就业人员的工资都至少与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享受的“补充福利”水平一样高，那么就几乎没有人会被遗留在“最低收入标准”的水平之下了。下一步，则是对“回到贝弗里奇”的政策继续改进，最终达到“修正的社会分红”。
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UBI）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进入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议程。美国华裔的总统竞选人Andrew Yang 以“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他竞选纲领的核心 （https://www.yang2020.com/what-is-ubi/）。三天前自杀的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劳动经济学家Alan Krueger最后一个推特是支持肯尼亚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也肯定全民基本收入的优点，虽然他担心其财政成本太高（https://www.cnbc.com/2018/07/12/ray-dalio-addresses-benefits-pitfalls-of-universal-basic-income.html）。
米德的“社会分红”方案，可以被视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最早倡议之一，但他对“社会分红”分析的理论深度和政策建议细节，当前全球范围的“全民基本收入”讨论尚未达到。例如，本期米德的文章中“修正的社会分红”可以被理解为预先回应了达利欧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政成本的担忧。本公号一直推动米德思想的讨论，特别强调“社会分红”（或 “全民基本收入”）只是他的“自由社会主义”全面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不宜单项孤立推进（参见崔之元在2016年第16届“世界基本收入大会”上的主题报告：“作为自由社会主义组成部分的全民基本收入”链接和米德：“充分就业，新技术和收入分配”链接）。
另，本文数学附录为米德过去的学生，牛津大学著名公共经济学Atkinson教授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