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晓伟 文化纵横 2020/3/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M2NDcwMg==&mid=2664303830&idx=1&sn=2947d22250f0f6a4c45640990c0ea003&chksm=8b54e627bc236f31fceac4b0c24d851ed802b57afe01d556daa8cc372ac8fa8985f2ea339573&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3670647904&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ubHKOS%2FPjStIKoPwlv0S0o%3D&pass_ticket=0UxHV8xKfnvJoJvCmwc6XSgV5l67AbKIN7Ik%2BmTJOZAitxWUuqGswkULB3fN6n11#rd

导读】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经由此次抗疫大考,央地关系的协调与统合问题再次凸显。本文作者指出,中央-地方的有机互动,是推动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传统社会的“泛化治理”向现代社会“分化治理”的转变,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的枢纽性概念。但是,就现状而言,央地关系的转型偏于关注央地之间权责划分的结果,而尚未形成有效的规则体系;央地关系偏于关注某些具体领域的权责调整,而忽略了体系性的制度变迁。因而收权和放权的两难境地仍有待解决。作者认为,要实现中央统一性与地方主动性之间的有效衔接,应关注“分化治理”的配套体系构建,一方面增强中央政府“管大事”的责任与能力,避免中央事权在现实中被弱化和虚化;另一方面应将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法治化,尤其是中央各部门委托地方事务的规范化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避免权力划分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本文原发表于《管理世界》2018年第1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