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朱雲漢教授對《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的評論
我所寫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於2017年1月由聯經出版至今已一年了。去年3月7日為此在中研院人社中心舉辦了討論此書的《新書論壇》， 邀請到朱雲漢、王振寰、劉維開、徐進鈺、徐振國、謝國興六位教授來評論這本書。隨後他們修訂過的評論稿，也已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7期，2017年8月，185-232。
在此經得朱雲漢授同意，將他對此書的評論文轉載於此。
朱雲漢，〈揭開國家機構的謎團〉，《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7期，2017年8月，187-191。
我無論如何都要爭取在忙碌行程中來參加今天瞿宛文教授這本非常重要的著作的發表，她應該得到一些學術界的積極反響，我很高興今天能參與新書論壇，見證這個過程。此書絕對是一本傳世之作，過去台灣經濟學的發展走上了一條以新古典學派為圭臬的狹隘研究方向，其實經濟學界中能夠深入去分析理解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學者非常非常少，很多經濟學者或是做一些細微末節、補充性的實證研究，或是從事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數理演繹。對他們曾經親身見證與參與過這段重要歷史所留下來那麼豐富的素材和其深刻的理論意涵，反而視若無睹，可說是對巨大學術資產的一種浪費。過去反而是幾位都不是典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於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闡釋非常重要，把台灣個案經驗放在發展理論脈絡中做了研究發掘和很好的整理，包括Robert Wade和Alice H. Amsden，我覺得瞿教授這本書，絕對是可以在很多方面或者是補充、或者是超越這兩位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政治經濟學者的著作。
對於經濟發展的研究，過去基本上有幾種典範（paradigm）或是研究途徑，一個是以市場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另外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ric），或是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ric）的途徑。當然以社會中心的研究途徑裡面可包括社會組織、社會網絡、社會資本，還有文化的作用等等。這三種途徑之外，還有就是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例如Bruce Cumings的這種分析角度。
但我覺得過去的這些研究途徑，其實往往很少非常深入、很認真地對待歷史素材，而且把行動者（agent）、結構（structure）和制度（institution）三者之間如何彼此鑲嵌在一起，而且同時相互構成，以抽絲剝繭的方式把之間的關係梳理清楚，而且從一個歷史過程的角度去看，它不是一個平面，而是一個立體的，且有先後順序的關係，我覺得瞿教授這本書從這角度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突破，雖說她的整個研究途徑是以國家中心為起點，但即使是過去採取以國家為中心的這種分析途徑，通常也很少把國家（state）很細緻地打開來看，分析其中的官僚組織、意識形態、與官員角色，其實就整體了解而言，這是很有必要的。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我們常常既要去簡單來區分什麼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有時更要再加上找到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s），而且知道說它們其實都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都是缺一不可，因為歷史是複雜多因素、多條件構成，因此從這角度來看，也才知道為什麼韓國跟台灣的經驗是如此罕見跟少有，直到對岸中國大陸的崛起，在這之前是非常少有跟罕見的後發成功的工業化發展經驗，因為它的確是有很多不太容易得到的多重的條件跟機制同時具備，而且在特定的歷史時點上交會。我們當然可以想像有些東西當然是必要條件，沒有它們就很難有一個初始條件，當然包括殖民時期留下來的一些現代化的基礎，當然也包括在內戰結構下國民黨在台灣的重整與重建，然後國民政府在大陸接收日產所形成的資源委員會，可以成為比較相對獨立、有相對自主性，有一定程度官僚理性的經濟關組織跟他們的高素質成員，在特殊歷史機緣之下來台灣接收日產，然後演化成為日後的生產管理委員會與經安會，成為主導戰後發展的國家內部的關鍵官僚體系。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台灣經驗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過去社會科學走上受到實證主義高度影響的結果，我們喜歡去追求所謂最精簡解釋（parsimonious explanation），傾向把歷史事實（reality）高度抽象化、高度簡化，就像宛文這本書一開始提到最近哈佛大學這兩位Acemoglu and Robinson的著作竟然得到這麼多的推崇，其實我覺得這是走火入魔的一種現象，就是說那樣的一種高度抽象化、高度去歷史脈絡（ahistorical），把複雜歷史高度簡化的東西，居然可以符合很多人對於什麼是好的理論、什麼是真理的這樣一種期待，我覺得在我看來是整個美國化的社會科學的另外一種誤入歧途。
也正因為這樣，我覺得這本書在台灣現在當前這樣一個政治氛圍下跟學術環境下，瞿老師能夠靜下心來，潛沉下來，而且認真的對待那麼多的其實非常重要的歷史材料，而且放在一個在有理論問題意識、非常有深度的分析框架裡面，並且她能把「國家機構」打開來看，而且去了解當時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不管是經濟官僚與外省籍資本家，還有與本省新興的資本家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且再把這放在冷戰的歷史結構裡面，放在美國對韓國與台灣特別的一種扶植跟保護的框架裡面，然後再回溯到兩個歷史脈絡，一個是日據時代脈絡，一個是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延續到台灣來的這兩個脈絡如何交會，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的確是不容抹煞的重要的後進工業化的歷史篇章，這本書是一個非常能夠對還原歷史的複雜性，建立在一個很紮實的歷史研究之上，可是在一個理論框架裡面重新架構起來，讓我們對此脈絡有很清晰的呈現，而不會淹沒在一堆文字素材跟細節之中。
今天很好同時要對話的對象非常非常多，待會還有謝國興教授的參與評論，唯一可惜的是說今天沒有找一些正統經濟學家，在我看來可能也找不到人來接受一點洗禮。總而言之，我希望這本書很快能夠出現英文版，也許已經在準備了我不太確定，我覺得這本書對於整個東亞的戰後經濟發展來講，它是很重要的，是可以在知識上給我們帶來新的一些激發、深刻思考或反省的重要著作，跟之前這本書中特別提到的Stephan Haggard, David Kang and Chung-In Moon他們對於韓國戰後發展的分析，也是對關鍵歷史時期用結構主義學派角度來詮釋，可以相互輝映，因為這兩個案例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比較的對照組，所以我個人是受益匪淺，我也覺得如何在這個基礎之上，能夠甚至於對整個主流經濟學、對於後發工業化、對於成長的理論，能夠提供一個比較大的反饋。當然我們本來也知道像Joseph Stiglitz這些學者等等，他們已經很清楚地揚棄了簡單的新古典的成長理論，也很清楚地了解到幼苗工業（infant industry）在初期需要國家扶持，它其實是有一個更紮實的理論背景，而不是簡單的批評者所講的國家做得了或做不了「挑選贏家」（picking the winner）那樣簡單的一個機制而已。國家干預的邏輯在於政府會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提供民間經濟行動者機會讓他們能夠在一個環境中去學習，能夠攀登學習曲線（climb up the learning curve），然後可以有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對於某些產業提供一種保護跟扶持，可以讓它的外溢與擴散效應非常非常大的。為什麼我們台灣戰後很快地很多的黑手（技工）最後都變成頭家（老闆），其實就是這種擴散（diffusion），就是這種學習過程（learning process），可是它一定要在瞿老師所勾勒的政策、官僚與國家機構關係的脈絡下，才有可能如此迅速的發生，我覺得這本書「打開國家」（unbundle the state），是對國家中心研究途徑非常重要的補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