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任正非的苦难辉煌 FT
2016/7/29,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周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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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和政府做生意的商人能够基业长青。从春秋的吕不韦到清朝的胡雪岩，虽然当家人个个绝顶聪明。
近代，没有任何一家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能够超越国运和时代，远观广州十三行，近看宋氏产业到公私合营，他们曾经运营的茶叶、纺织和粮食加工产业在那个时代的比较优势可能超越目前所有的外贸生意。
放眼世界。
全球科技行业，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B2B企业级和B2C消费级两个领域同时获得成功。摩托罗拉曾经在两个领域都有所建树，B2C的辉煌带来的自信推动摩托罗拉挑战铱星运营，但迅速溃败；即使是获得过11次诺贝尔奖并拥有贝尔实验室的朗讯公司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有进入B2C领域。
此外，通信电子行业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爱立信、阿尔卡特、3Com、诺基亚等威名仍在的通信巨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保持过10年以上的绝对竞争优势。
这一切的叠加，注定华为和任正非在走一条史无前例的“战略无人区”。任不断声嘶力竭地喊出“华为的冬天”，不断焦虑地强调战略的迷茫，诚然不仅仅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孤独。或许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一个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企业家不断为自己“制造悬崖”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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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敏感：分析任正非的行为中，有一点是确认的——他的整个70年的命运，和国家命运以及政治气候息息相关，由于这样紧密的关系，他在政治的思考上完全超越这个时代的企业家。有这样一段叙述：“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有过文革惨痛经历的任正非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第一是政治亲近度，华为应该是和政府保持距离的企业中受到政府认可程度最高的；第二是政治距离感，华为是最早解决地方分公司经理和当地运营商客户腐败勾结问题的通讯设备厂家。任正非极其克制和清醒的保持着一个企业家对“市场的信仰”和对政治的“防备心理”。这种心理表达的非常理性和平易，更多的以爱国主义和科技主义的角度表达出来，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用国际化视野“讲政治”也是任正非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最重要的方式。实际上，目前外部对华为爱国主义的渲染都不是来自于华为内部。
可见，和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完全不同，任正非为代表的这一代经历了国家从苦难到崛起的时间窗口，他们的历史记忆带来更大的爆发力也包含更多的忌惮和顾虑。能够消化人世间的苦难形成个人的“自由王国”价值观，这本身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智慧还有反复的历练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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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四个角度看，华为是一家中国商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公司形态，共产主义的财富分配体制、资本主义的价值内核、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和基督徒般的殉道价值观，多种文化的多元交融，让华为这个组织平凡中孕育着独特的魅力。
1998年3月，华为通过的《华为基本法》树立了华为“法治文化”的治理精神，也堵住了教条化和世俗化的倒退之门。
2011年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透露了华为的人人股份制，这个让所有华为人公平拥有的财富机制。
2013年1月14日，华为公司在深圳坂田基地召开了“董事会自律宣言宣誓”大会，华为总裁任正非与华为其他十余位高管一起，面向华为全球的几百位中高级管理者做出了自律宣言。这奠定了华为民主的顶层设计。
以上仅仅是任正非推动制度构建的两个里程碑而已，秉承学者般的严谨、工程师般的较真、政治家的高度、高僧般的操守，任正非无比勤奋和执着的投身于华为多元文明的制度构建。
从财富和文化的角度，华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单纯从制度的角度看，华为创造了中国商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司文明。
但正如本文开篇中讲述那样，任正非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