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张瑞敏的“激进”变革 FT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748?full=y FT中文网记者 魏城 【作者微博】 2015/11/10 他说，海尔现在正在探索的管理改革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企业的转型，第二个是对员工的转型，第三是把顾客变成用户。 谈到企业转型，张瑞敏说，海尔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原来像金字塔一样的科层制变成一个网络性的组织。 这就是午餐时大家热议的“砍掉中间管理层”，但张瑞敏的说法比较委婉、比较学术化：他说，海尔的企业结构改革是“去两化”：去中心化、去中介化。 谈到“科层变网络”，张瑞敏在发言时举例说，海尔前几年员工有八万六千人，后来在两年的时间变成了六万人。去掉了两万六千人，这两万六千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中层管理者，还有一万多人，就是把工厂变成一个互联工厂，是智能工厂，所以说有很多工人就要去掉。 张瑞敏演说时用了一句话来概括：“没有上下级”。现在海尔只有三类人：一类人叫做平台主，是做创业平台的，不是领导，是为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成功地创业。第二类人叫小微主，小微是一个微型的创业团队，通常不超过8个人。第三类人叫做创客，就是创业的员工。 谈到这三类人与过去经理、工人的区别，张瑞敏又借用了电学中的名词：在传统的企业之内，人与人之间是“串联”，而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之内，人与人之间是“并联”。 这是企业转型。那么员工转型呢？ 张瑞敏发言时介绍说：“员工原来的定位是被雇佣者和执行者，现在则变成了创业者和合伙人。这个过程我们叫做三自：自创业、自组织、自驱动。” 谈到他的管理改革的第三个方面——顾客变用户，张瑞敏说：“顾客和用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顾客是一次性交易的终点，我生产出来产品，你来买我的，你拿钱，我拿商品，交换完就没有关系了。用户则是互联网的一个节点。作为用户，你可以提出意见，我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改变。不断地改变，来满足你，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用户参与。”
史正富：理论界可能过于黑化了地方问题
「我问过一个资深经济学家，他说地方政府不要参与市场经济的活动，只能在市场外面干点活，保护市场竞争的公正性。我不这么认为，支持企业就是在构建基础设施。如果地方政府都不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只成立一个公司，只会更无所事事，官僚主义越来越重。从近几十年看，中国官场最大的变革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经常有一批非常能干的人，几十年练出来，敢于突破牢笼，敢想敢说敢干，完全是新的人格，跟官僚这个词关系不大。我们理论界可能过于黑化了中国地方问题。」 「国家基础性战略投资，就是私人资本没有能力积累服务全社会的基础性生产要素。是广义的，包括资本、劳动、技术、能源、生产，而改善民生收入需要找到支持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基金。你得找出一块资产，能够产生固定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税收、不是公共财政、是财产产生的收益。定向支持中低收入群体。这就得克服传统市场经济的毛病。 要怎么实现？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体系。这是一个准市场性的组织，背靠政府性，国家资金引导的体系。本职是用资产负债方式，代替国家的收入方式解决国家战略基金投资的可持续性。这种机制要代替国家拨款，从而可以和市场进行体系相融合，不耽误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力。」 http://www.guancha.cn/ShiZhengFu/2015_11_10_340681_s.shtml 2015/11/10, GUANCHA.CN
TPP Full Text |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華生：我們怎樣讀懂杜潤生？ FT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4637?full=y 2015年11月05日 07:36 AM 中國經濟學家 華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杜老一直強調，只有家庭經營，才能調動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2005年他在參加陳雲同志誕辰紀念會上還引用陳雲同志的話說，公社是社長操心，包產到戶是戶戶操心，有何不好？包產到戶的意義就在於給了農民自己以主動權和選擇權（見《杜潤生文集》1398頁，以下只註明頁數）。實際上，正是在土地家庭承包之後，先是有糧食生產的快速增長，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緊接著就是農戶多種經營的大發展，解決了城鄉的副食品供應的豐裕問題，再其後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最後是幾億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民工潮”，全是土地承包經營之後的連鎖反應，都是如杜老所說，這是讓農民成為“自由人”的結果。因此，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其打破了人民公社集體勞作的制度束縛，給了農民以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基於這個認識，杜老多次重申家庭經營的政策一定不能改變。而且家庭經營可以適應農業規模經濟發展。他深刻地認識到，“經營規模受到限制，是由我國資源稟賦狀況決定，並非受制於家庭經營”（ 1247—1248頁），“家庭經營農業的機制廢除不了，全世界都是如此。規模經營可以擴大，而其途徑是減少農民。規模經營是農業勞動力減少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農業勞動力沒有減少到一定程度之前，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如何變成大規模？”因此，他堅決反對人為擴大經營規模，搞“強迫致富”，也“不同意大企業承包土地”，認為“確實有些農民自己做不好，辦不到的事情，”需要發展農民協會這樣自己的中間組織（1248頁，1220頁）。 不過，他對有人批評土地承包是殘缺的產權，本來早就該搞土地私有的觀點並不認同。這並不是出於思想保守或僅僅簡單的策略需要，而是出於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安排更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土地家庭經營是使農民成為“自由人”的核心，土地使用權的長期穩定是關鍵，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其他權利完善是水到渠成，而土地所有權問題則要慎重，不要簡單化。他多次回憶了毛澤東在集體化問題上的錯誤與急於求成，但他認為毛澤東關於“小農經濟跳不了三尺高”、李先念關於農民過去單乾了幾千年也不行”的認識並非全無道理。1999年他就評論，“有人說，殘缺的所有制交易性是很低的。那麽，什麽是殘缺？現在的承包制是不是殘缺的所有制？假如有一點殘缺能否完善呢？任何一種所有制都有殘缺的可能。一種好的制度：一是要有明晰的產權界定，二是要有法律的保障。有這兩者就可以避免殘缺，否則都難避免殘缺。私有制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但歷來都是殘缺的，這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東方專制主義政府侵犯它”（907頁），所以不能脫離了歷史和環境約束把土地私有理想化。他重視“人地關系越是緊張，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成本越高”的觀點，認為要研究中國幾千年來農民反復要求“均田地”這種逆土地私有的傾向，表示“我同意關於人地的緊張關系還要持續幾十年的估計” （911頁、987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私有化“容易產生土地壟斷，對於土地稀缺的國家，這會引起更多的社會動盪”（1297頁）。杜老看到了“農民人口數量和土地資源不匹配”這個“中國農業更基本的問題”（889頁），思考為什麽農民對政策強力推行、學者們大聲叫好的“生不增田，死不減田”的反映遠不如家庭承包那樣熱烈，農民甚至還有自行再調整均分土地的現象，認識到在城市化轉型期農民轉移進城有障礙，還不能安全地長期落戶的情況下，“這種事實給出的信息就是，作為農村人留下一塊土地是必要的，需要把它當做家庭保險依靠。
歐洲商會建議：應改善黨派衝突 別對民粹讓步 UDN
http://udn.com/news/story/6656/1291558-%E6%AD%90%E6%B4%B2%E5%95%86%E6%9C%83%E5%BB%BA%E8%AD%B0%EF%BC%9A%E6%87%89%E6%94%B9%E5%96%84%E9%BB%A8%E6%B4%BE%E8%A1%9D%E7%AA%81-%E5%88%A5%E5%B0%8D%E6%B0%91%E7%B2%B9%E8%AE%93%E6%AD%A5 2015-11-04 03:39:22 聯合報 記者林上祚／台北報導 台灣政壇地方對抗中央的戲碼，連外國人都看不下去，歐洲商會昨天公布建議書，首度將「黨派衝突」，列為建議改善項目。歐洲商會表示，外商對於健全商業環境都有基本期待，如果最低限度期望都無法達成，外商將萌生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