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March, 2020
【保马首发】毛尖 | 向韩国电影学什么
毛尖 保马 2020/2/2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U5NjYwNQ==&mid=2650730557&idx=1&sn=c7c196a24c0b34220142b1f8be04a917&chksm=8300a2afb4772bb9656b12c27cb0e871e5584ac9f2d1eb33d970e829d8dac69a1219b45fa399&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2685399968&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hKPpioRMaCLSIxjEOImCb4%3D&pass_ticket=Adlw5M72ZbE6GsW338W2l6G4Yh2xrmSOursp3bnOVeVDeVXOu7k9zhvKOFrW8%2Bz%2B#rd 《寄生虫》一举拿下奥斯卡四座小金人后，得奖效应良性发酵：不但就此将韩国电影带到世界观众面前，连韩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总统文在寅设宴款待主创团队，并表示今后政府将进一步提供放心大胆制作电影的环境。面对如此优秀的别人家的作业，国内声音普遍希望向韩学习，但具体来说，我们究竟应从韩国电影学什么？保马今日推送毛尖老师文章，毛老师从《寄生虫》得奖引起的美韩总统不同反应谈起，分享对于韩国电影产业生态的思考，为国内电影策略提供启示。
沃勒斯坦 | 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I. Wallerstein 社會學會社 2020/2/2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I3NjAxMA==&mid=2247496066&idx=1&sn=4b07e1f6148e267fd4b4b46266281612&chksm=fad88847cdaf015116a5cedd30db79fff1d1c2d1851241c9c4512d97f9573b81e06889e20f74&mpshare=1&scene=1&srcid=0301BuUuxheUfTUvMaMEMgmx&sharer_sharetime=1583108203815&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jRBwYPZFo3CpNk9of6KvKQ%3D&pass_ticket=Adlw5M72ZbE6GsW338W2l6G4Yh2xrmSOursp3bnOVeVDeVXOu7k9zhvKOFrW8%2Bz%2B#rd
薛澜：疫情恰好发生在应急管理体系的转型期
二三里资讯昆明 2020-02-29 22:40:59 https://www.toutiao.com/i6798878507834278411/?tt_from=weixin_moment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6&from=timeline×tamp=15830519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_moments&isappinstalled=0&utm_medium=toutiao_ios&req_id=202003011638310100200470170406CDDE&group_id=6798878507834278411&pbid=6699027601086694920 日前，《知识分子》连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请他从应急管理的角度谈一谈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的思考。 “抗疫是一场遭遇战，在与看不见的病毒作战中，有两种人压力最大”，薛澜谈道，一是奋战在救治病人生死一线的医生护士，她们前赴后继，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真正体现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二是疫情防控一线辛勤工作的各级公共管理者和决策者。 “面对复杂的疫情变化，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管理问题，他们要承受来自上级部门和社会等等各个方面的压力。面对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疫情，他们做任何决策都有可能受到指责与批评。”薛澜表示，应给予公共管理者多一些理解和敬意。
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赵鼎新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2020/3/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AwMTMzMQ==&mid=2649968817&idx=1&sn=830715646834664dade35e957460a601&chksm=8f5bfa2db82c733b8141d80b776968ce6ddf5d2d24474941f415c39f54a769a5c25ca05962a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3120125033&sharer_shareid=7cb727674e6e37e86c99db3f8939684f&exportkey=AhYzcJgMeh190g94IRh3HFI%3D&pass_ticket=Adlw5M72ZbE6GsW338W2l6G4Yh2xrmSOursp3bnOVeVDeVXOu7k9zhvKOFrW8%2Bz%2B#rd 本文欲达成三个相关目标：首先，介绍“加州学派”学者们的中心论点；其次，围绕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撰写的加州学派的扛鼎之作，对加州学派作出批判性的评价；最后，就“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而非中国”这一大多数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虽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了一些“欧洲中心论”学者们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视角，但是他们无法反驳欧洲中心论学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若非迫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几无可能在19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在本土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本文把中国作为一个案例，是因为中国在先前的研究中被最频繁地作为对比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