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我們怎樣讀懂杜潤生？ FT

2015/11/05 wwchu 中國經改─地方、城鄉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4637?full=y 2015年11月05日 07:36 AM 中國經濟學家 華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杜老一直強調，只有家庭經營，才能調動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2005年他在參加陳雲同志誕辰紀念會上還引用陳雲同志的話說，公社是社長操心，包產到戶是戶戶操心，有何不好？包產到戶的意義就在於給了農民自己以主動權和選擇權（見《杜潤生文集》1398頁，以下只註明頁數）。實際上，正是在土地家庭承包之後，先是有糧食生產的快速增長，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緊接著就是農戶多種經營的大發展，解決了城鄉的副食品供應的豐裕問題，再其後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最後是幾億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民工潮”，全是土地承包經營之後的連鎖反應，都是如杜老所說，這是讓農民成為“自由人”的結果。因此，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其打破了人民公社集體勞作的制度束縛，給了農民以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基於這個認識，杜老多次重申家庭經營的政策一定不能改變。而且家庭經營可以適應農業規模經濟發展。他深刻地認識到，“經營規模受到限制，是由我國資源稟賦狀況決定，並非受制於家庭經營”（ 1247—1248頁），“家庭經營農業的機制廢除不了，全世界都是如此。規模經營可以擴大，而其途徑是減少農民。規模經營是農業勞動力減少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農業勞動力沒有減少到一定程度之前，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如何變成大規模？”因此，他堅決反對人為擴大經營規模，搞“強迫致富”，也“不同意大企業承包土地”，認為“確實有些農民自己做不好，辦不到的事情，”需要發展農民協會這樣自己的中間組織（1248頁，1220頁）。   不過，他對有人批評土地承包是殘缺的產權，本來早就該搞土地私有的觀點並不認同。這並不是出於思想保守或僅僅簡單的策略需要，而是出於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安排更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土地家庭經營是使農民成為“自由人”的核心，土地使用權的長期穩定是關鍵，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其他權利完善是水到渠成，而土地所有權問題則要慎重，不要簡單化。他多次回憶了毛澤東在集體化問題上的錯誤與急於求成，但他認為毛澤東關於“小農經濟跳不了三尺高”、李先念關於農民過去單乾了幾千年也不行”的認識並非全無道理。1999年他就評論，“有人說，殘缺的所有制交易性是很低的。那麽，什麽是殘缺？現在的承包制是不是殘缺的所有制？假如有一點殘缺能否完善呢？任何一種所有制都有殘缺的可能。一種好的制度：一是要有明晰的產權界定，二是要有法律的保障。有這兩者就可以避免殘缺，否則都難避免殘缺。私有制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但歷來都是殘缺的，這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東方專制主義政府侵犯它”（907頁），所以不能脫離了歷史和環境約束把土地私有理想化。他重視“人地關系越是緊張，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成本越高”的觀點，認為要研究中國幾千年來農民反復要求“均田地”這種逆土地私有的傾向，表示“我同意關於人地的緊張關系還要持續幾十年的估計” （911頁、987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私有化“容易產生土地壟斷，對於土地稀缺的國家，這會引起更多的社會動盪”（1297頁）。杜老看到了“農民人口數量和土地資源不匹配”這個“中國農業更基本的問題”（889頁），思考為什麽農民對政策強力推行、學者們大聲叫好的“生不增田，死不減田”的反映遠不如家庭承包那樣熱烈，農民甚至還有自行再調整均分土地的現象，認識到在城市化轉型期農民轉移進城有障礙，還不能安全地長期落戶的情況下，“這種事實給出的信息就是，作為農村人留下一塊土地是必要的，需要把它當做家庭保險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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