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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香港在殖民地时期是不许有民主的，英国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錢穆先生 钱穆与中国文化 7/5 https://mp.weixin.qq.com/s/lM-624FxkeSl90DDuLXBJQ?fbclid=IwAR0zC6ZPtV3XCCajrkfIM5rky-G1L8EHY8wCKeZzjvDmDrXwNlNc2doJTSw “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他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 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北大教授渠敬东：今天的教育双轨制，成了家庭资源投入的无底洞
渠敬东 雅理读书 2019/11/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A0OTkzMg==&mid=2656216861&idx=1&sn=06d939ee39d40d1455c3a96d04cd7853&chksm=80b55efeb7c2d7e8707ab4f5f2dff880bb33319d12d0baace5dfeb7741004b596b4da32aeae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72914403202&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pass_ticket=PdMtog7DEDrnigYa%2Fp7G1DUsl1Gx3PdBa29LK71hYO1b9RRetJ7rTy1c0Ar2bTF7#rd 我最后想说的话，可能校长们听了会不高兴。我想说的是，学校减压减负，快乐童年，都是“异想天开”。国家教育机构掩耳盗铃，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减什么负了，学校里面快乐成长，一出校门孩子们就马上被家长领着进各个辅导班。不进班怎么办？孩子将来命运没法预料，似乎落下一步，就意味着毫无出路。所以，我觉得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当我们学生在中小学校中不断降低培养目标，我特别心疼，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啊。教育任何时候都是立国之本，现在的教育让位给孩子一出校门就进的各种班，全面让位给市场化经营的教育企业。接下来，家长作为孩子的经纪人，把绝大部份的积蓄都投入到针对孩子的教育市场里，家长们必须得不断研究各个年龄段、各种教育资源的比对和匹配，俨然成了一辈子的经营项目的CEO了。但这个CEO不以盈利为目标，而是以大笔的花钱为目标。所以，真正研究教育的人，应该好好地看一看每一个家庭，经济水平不同的家庭，因为国家资源的退出而为市场付出了多少成本和代价。教育一方面使得国家不再负责国家的职能和义务，另一方面又在用庞大的资本市场攫取了所有家长重要的经济资源。这就是今天的教育双轨制，而且越是这样，越让孩子提早进入到一个残酷的竞争世界里，孩子从小就越明白，我拿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
邓小南 | 王安石与他的时代
邓小南 雅理读书 2019/11/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A0OTkzMg==&mid=2656216833&idx=1&sn=ad5164d93c7f5faa8382925708c5c648&chksm=80b55ee2b7c2d7f427529c50a1745d087d55436a9aec1422fb1aa7b27196092a985683a1a50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72574796786&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pass_ticket=jPkwzBa%2FoXcTbjhe2Cco6PBbKfVn7%2Bb8IpSl9%2FpYSo0aifok8PlNEc6wLU0qVOtl#rd
讲稿 | 僧格林沁与英国的二等兵 ：英帝国主义是如何爱国的？
乌·额·宝力格 东方历史评论 2019/101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5MzAwMQ==&mid=2654519080&idx=1&sn=d1f8455f3caab8501ff04a93d3a52d89&chksm=bd0ca94e8a7b20582d7942e65e07c195a7facb2bf2bdab1001feb0f76bb7e97b2e97b78d4a3c&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71107026287&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pass_ticket=tUlUQVXLdR1Gt5UVL9hNyFxJbFLcAP68cW0iPKlhWkssMJfJygVCPxlkvcumjTGf#rd 所有上述回忆都在挑战道伊乐诗歌的真实性，认为他所强调的二等兵因爱国而捐躯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是《泰晤士报》记者为了鼓舞人心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最起码也是没有太多根据、没有查清楚情况下写的报道。而这些回忆者才是真正的见证者。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记者身后带有国家的影子，他有一种宏观的角度，他要激发全国人民一致对外、一致爱国。而国家本身又是由对立阶级组成的，因此在宣传底层爱国的同时造成了上层的不满，形成了一种冲突。
周濂丨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
From: 周濂 上海书评 2016-05-1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E1NzAwNg==&mid=2650790003&idx=1&sn=f97479179e8c047cc0696a968a9bed2c&chksm=880482d2bf730bc4092128bee10b82c8de2215ec48476a0f6dcd89b3b8de88b74c9ae140ea6b&mpshare=1&scene=1&srcid=1007ID7HTUufDBMrJ8wEKlBR&sharer_sharetime=1570500274611&sharer_shareid=e23823d28af965bb971fe12a9fbd24fd&pass_ticket=kGVTqLNQwuFB%2FS5Jvm841V06hL1WwNCv%2Beb21VcqMaFfcTTnydcxxHlBxcKljvc8#rd 事后之明总是太过轻巧甚至廉价，哈夫纳说：“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但实情却是，对身处其境的人来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彼得·德鲁克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日后成为现代管理学奠基者的年轻人当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生。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几个星期，年仅二十四岁的德鲁克开始着手撰写《经济人的末日》一书，最早的节录本在1935-1936年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和反纳粹的出版商以小册子形式印刷出版，1937年底完成书稿，1939年正式出版。今天，当我们站在尘埃落定的历史尽头回看《经济人的末日》，会不由自主地叹服于德鲁克的先见之明：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将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走向“终极方案”，也即屠杀所有的犹太人；西欧的大军将无法有效地阻挡德国人；斯大林最终会同希特勒签署协议。所有这些在当时正派的欧洲人听起来天方夜谭式的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