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經濟學

华盛顿共识已破产,需要通过产业政策发挥美国优势

2021/01/11 wwchu 反思經濟學

原创 法意视界PKU 法意读书 2021/1/11 作者: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译者:刘青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k2NzczMQ==&mid=2651251534&idx=1&sn=68f9dabdae1dc91eb6d7ed05e20c38fd&chksm=8bf1d892bc865184852a105fcf788143b40df30277cbe775e43a349b48999ed6d4ec6df00b4a&mpshare=1&scene=1&srcid=0111YIb6b7SzziaKyhZWuoRb&sharer_sharetime=1610328031332&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odh0X3W2C1sUD4IjggIuJc%3D&pass_ticket=05dirAt%2FJ1CuqKOxdHVfwrJCyv4dfBN94mcLnMCZhxYS4d5AJvckb4vOJfNRUgEs&wx_header=0#rd 法意导言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89年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它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介入,让市场主导,这一共识客观上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似乎走向了与之完全相反的道路,反对全球化并实行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政策。新一届政府将采用何种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处理美国当前面对的种种问题?美国是否有更好的模式可以选择?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副主席、研究部副主任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非贸易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保护,论如何实行正确的产业政策模式》(Protection Without Protectionism — Getting Industrial Policy Right)一文,认为当前美国应该实行产业政策模式(Industrial policy),即国家应加大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她首先通过对华盛顿共识的不足之处进行回顾,分析了其他成功国家的共同之处,论证了美国实行产业政策模式的必要性。接着又以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失败教训为例,警告政府切勿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陷阱。最后层层递进,详细的提出了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模式发挥美国优势,以获得对于美国而言更好的未来。本文写于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前,或许便于我们理解下一任政府部分政策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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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of Amit Bhaduri on Development

2021/01/06 wwchu 反思經濟學

Phenomenal World November 25th, 2020 Development, Growth, Power — Maya Adereth Development, Growth, Power Amit Bhaduri was internationally selected professor at Pavia University and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Counci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Delhi University. His six books and more than sixty journal articles have consistently scrutinized the founda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and presented theoreti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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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院士+诺奖得主:从经济学视角探究美国底层的绝望

2020/12/30 wwchu 反思經濟學

原创 朗润 北大国发院 2020/12/29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IwNDg0MA==&mid=2649890895&idx=1&sn=7bbc3f7f47f25de317316f7233c10552&chksm=be4ed68889395f9e9ca4c007273a85fcdb05567022aa01fcb87fe28346278ef8f4cc50d91df6&mpshare=1&scene=1&srcid=1229bjxhN0RvEHUubaQ3IK0B&sharer_sharetime=1609220457239&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tuMayrZVZ6XbUsevQCXkns%3D&pass_ticket=CGMdocpGqFu1AYozRbz3sasN%2BuRmcOFjYmWmbuxmMZpaIVuWQFVyi%2FWOJkMaf0NH&wx_header=0#rd 题记:2020年12月15日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新闻周刊》、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大国发院共同主办首期【学观中西】栏目,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公共事务荣休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Anne Case),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分别从中美不同的视角,深度剖析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体制与国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务院参事、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教授主持下进行深度对话。本文根据两位美国教授的演讲整理。 首先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成功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本书在2020年出版,并组织这场讨论。这本书源于我和安格斯•迪顿自2015年起合写的一系列论文和共同研究成果。其次也感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这一研究的支持。今天大家都在讨论新冠疫情,其实在此之前,美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其生活得已经捉襟见肘。这部分人的年龄在25-64岁之间,占到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他们代表着大多数美国人的现状。书中我们记录了美国这部分人群的绝望和高死亡率,并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性原因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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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 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金服事件的本质/作者修订版

2020/12/28 wwchu 中國經改─金融

CPEER CPEER2020/12/30 原创 CPEER CPEER 2020/12/2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ODY0ODM2Ng==&mid=2247494665&idx=1&sn=c58375b1adbcb41dbcf68f74d8798e0b&chksm=e99f2bc8dee8a2de3ead1711af9470e0561511e5fbfab038729540c21f972c70ab1f50357ce0&mpshare=1&scene=1&srcid=1230HLKZfstsfONZRwA6pK3P&sharer_sharetime=1609398212376&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newiRjDAvmiS09mUm0%2BMtc%3D&pass_ticket=AOxqaEOHIpdLzSJvLfV8tI7bkjB4SV6trqDqhA%2Fk6Yt2Y5UzzYnTqYH%2FTYNnbiUF&wx_header=0#rd 2020年12月19日在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发表了题为《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金服事件的本质》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将刊载《政治经济学报》第20卷,2021年由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CPEER特编发,以飨读者。 …最后,要防止平台企业私有化必然导致的不可逆的贫富分化,防止平台企业被私人资本所挟持。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取决于你是否对资本征税,而取决于你是否对资本拥有所有权。在收入环节征税已经被皮凯蒂证明无助于缓解贫富分化,只有将平台公有才能驯服资本并成为决定社会主义的分水岭之一。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无论是在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还是家庭的致富速度、无论是对冲市场波动还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上,其表现都远远好于以股票为核心的其它国家的资本市场?原因就是一级土地市场的公有使得城市这个平台为财富分配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基础。中国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城市平台,为管理以数字财富为基础的互联网平台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怎样看待平台公司、看待垄断,怎样理解市场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需要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现在的监管紧盯着平台公司的垄断,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垄断是由平台的本质所决定的。监管真正应该盯住的是平台的所有权,是背后那些将本应归公众所有的“大数据”据为己有的股东。一旦对于平台经济的讨论从垄断转向产权,我们就会辨识出新经济中蕴含的通往未来共产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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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应当放弃债务占GDP比率指标

2020/12/28 wwchu 反思經濟學

原创 Lawrence Summers 肖立晟宏观经济分析 2020/12/2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jA0MjY0MQ==&mid=2650348227&idx=1&sn=37f1c218ef27bc07730b1918be592b96&chksm=8f2a19bdb85d90abe61d46cdaf96e86c33f27f553a04be69dd917cd3b74cb665eb30d025f335&mpshare=1&scene=1&srcid=1222y9V9OwbsrSsDyN5qERqy&sharer_sharetime=1609038847828&sharer_shareid=f14234539e09a08e77a9206f4cc494e3&exportkey=AtCfWefx1JuEGdWefcvyOxE%3D&pass_ticket=9LoKt%2BtBCe3fHRzIHVHH6NNwxEWAC9vQD4vNtISl3xTwQBPimqPdgPNWmMOfN8xB&wx_header=0#rd 导读:本文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译的第202期智库半月谈。本文原题名为“A Reconsideration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Era of Low Interest Rates”本文作者Jason Furma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KS)经济政策实践教授,他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Lawrence Summers教授是哈佛大学名誉校长,他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本文于2020年11月30日刊于PIIE官网。 本文重新审视了有关债务和赤字风险的传统观点,并指出在低利率时代下应当放弃债务占GDP比率指标,因为它在衡量国家财政状况时具有误导性。作为替代,作者提出了另外三种衡量财政状况的指标。第一种是存量-存量视角下的债务占GDP现值比率,该指标显示,由于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美国无需担忧当前债务状况。第二种是流量-流量视角下的实际利息支付占GDP比率,该指标在近年来近乎单调下降。第三种是财政缺口,即把债务占GDP比率稳定在当前水平所需要的财政调整规模。该指标虽然有较强的政策指导作用,但因为预测的不确定性太大所以不够准确。作者认为,考虑到长期预测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偿债额占GDP比率是减少不确定性和为制定最佳财政目标提供背景参考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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