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的部落格中國經改─地方、城鄉
華生：我們怎樣讀懂杜潤生？ FT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4637?full=y 2015年11月05日 07:36 AM 中國經濟學家 華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杜老一直強調，只有家庭經營，才能調動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2005年他在參加陳雲同志誕辰紀念會上還引用陳雲同志的話說，公社是社長操心，包產到戶是戶戶操心，有何不好？包產到戶的意義就在於給了農民自己以主動權和選擇權（見《杜潤生文集》1398頁，以下只註明頁數）。實際上，正是在土地家庭承包之後，先是有糧食生產的快速增長，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緊接著就是農戶多種經營的大發展，解決了城鄉的副食品供應的豐裕問題，再其後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最後是幾億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民工潮”，全是土地承包經營之後的連鎖反應，都是如杜老所說，這是讓農民成為“自由人”的結果。因此，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其打破了人民公社集體勞作的制度束縛，給了農民以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基於這個認識，杜老多次重申家庭經營的政策一定不能改變。而且家庭經營可以適應農業規模經濟發展。他深刻地認識到，“經營規模受到限制，是由我國資源稟賦狀況決定，並非受制於家庭經營”（ 1247—1248頁），“家庭經營農業的機制廢除不了，全世界都是如此。規模經營可以擴大，而其途徑是減少農民。規模經營是農業勞動力減少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農業勞動力沒有減少到一定程度之前，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如何變成大規模？”因此，他堅決反對人為擴大經營規模，搞“強迫致富”，也“不同意大企業承包土地”，認為“確實有些農民自己做不好，辦不到的事情，”需要發展農民協會這樣自己的中間組織（1248頁，1220頁）。 不過，他對有人批評土地承包是殘缺的產權，本來早就該搞土地私有的觀點並不認同。這並不是出於思想保守或僅僅簡單的策略需要，而是出於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安排更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土地家庭經營是使農民成為“自由人”的核心，土地使用權的長期穩定是關鍵，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其他權利完善是水到渠成，而土地所有權問題則要慎重，不要簡單化。他多次回憶了毛澤東在集體化問題上的錯誤與急於求成，但他認為毛澤東關於“小農經濟跳不了三尺高”、李先念關於農民過去單乾了幾千年也不行”的認識並非全無道理。1999年他就評論，“有人說，殘缺的所有制交易性是很低的。那麽，什麽是殘缺？現在的承包制是不是殘缺的所有制？假如有一點殘缺能否完善呢？任何一種所有制都有殘缺的可能。一種好的制度：一是要有明晰的產權界定，二是要有法律的保障。有這兩者就可以避免殘缺，否則都難避免殘缺。私有制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但歷來都是殘缺的，這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東方專制主義政府侵犯它”（907頁），所以不能脫離了歷史和環境約束把土地私有理想化。他重視“人地關系越是緊張，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成本越高”的觀點，認為要研究中國幾千年來農民反復要求“均田地”這種逆土地私有的傾向，表示“我同意關於人地的緊張關系還要持續幾十年的估計” （911頁、987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私有化“容易產生土地壟斷，對於土地稀缺的國家，這會引起更多的社會動盪”（1297頁）。杜老看到了“農民人口數量和土地資源不匹配”這個“中國農業更基本的問題”（889頁），思考為什麽農民對政策強力推行、學者們大聲叫好的“生不增田，死不減田”的反映遠不如家庭承包那樣熱烈，農民甚至還有自行再調整均分土地的現象，認識到在城市化轉型期農民轉移進城有障礙，還不能安全地長期落戶的情況下，“這種事實給出的信息就是，作為農村人留下一塊土地是必要的，需要把它當做家庭保險依靠。
黄奇帆：重庆是如何减掉1000亿地方债务的
http://www.guancha.cn/HuangQiFan/2015_03_27_313790_s.shtml 2015/3/27 觀察者網
黄奇帆谈重庆城镇化改革_财新周刊频道_财新网
http://m.weekly.caixin.com/pad/2015-03-20/100793138_all.html#page1 15万亩“地票”入市，400万名农民工进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财新专访：“重庆正在享受户籍制度改革的红利” 2015/3/20
中国民生与稳定的政治难题 FT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03?full=y 2015年02月12日 刘明兴、陶然：中国的民生政策设计和基层治理改革已陷困局。集权化政策破坏了基层的权威结构，基层治理陷入“越保民生群众越不满；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 当时推进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要通过降低农民负担去缓和农村的干群关系。出于跳出“黄宗羲定律”的目标，税费改革及随后的一系列措施，都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基层政府向群众收取各种非正式税收，希望达到一个“釜底抽薪”的效果。而为弥补税改后基层财力的不足，中央也开始大幅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教育、医疗、社保、三农等民生支出逐年增加。 但恰恰在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启动的同时， 2003年至2005年间中国农村却出现了一个“信访洪峰”，并给中央和省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中央被迫于2005年修改了《信访条例》，开始采取行政高压的手段来应对信访压力。但这种行政高压式的维稳体制又滋生了如截访、黑监狱等严重的问题，虽然也抑制了进京上访的高涨，但却导致群体性、对抗性的事件在农村基层迅速蔓延。近年来，基层社会冲突发生的频率、范围及烈度都已超过了税费改革之后的那段时期。从社会维稳角度看，财政、行政集权式的税费改革没有达到原有政策的目标，甚至可以说事与愿违。 我们对于农村基层干群冲突的研究发现，尽管1990年代末期农村普遍存在拖欠、抵制税费现象，但农民负担本身并非农民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且负担水平也与农村干群冲突方式及激烈程度没有必然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汲取强度与社会不稳定也非线性的关系，即使是征地拆迁这样的高强度汲取，也不是导致基层社会冲突的充分条件。…
习近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
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五次会议 习近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9_29_272199.shtml 2014/9/29 据《新闻联播》今日（9月29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9月2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改革方案的制定和落实工作，做实做细调查研究、征求意见、评估把关等关键环节，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严把改革督察关，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